认真读完何炳棣老先生《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以下简称“何文”），感慨良多：
1.何文最终结论一反通常史书上只谈商鞅变法，只谈秦孝公、秦始皇的功绩，认定秦献公“已经为孝公、商鞅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确有新义，论证也较合情理――先说河西的地理情况，接着说及巨子制
2.何文为墨者唱挽歌，这却值得商榷：
墨者决非“无私救世”的英雄。何文引用《吕氏春秋・上德》孟胜的“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可见一斑。在笔者看来，巨子孟胜的言行及随他而死的“百八十五人”，已迹近现在不时在国外聚死的那些邪教信徒。他们，也正是这矛盾统一体的自残品！既表现得似乎极端无私，但又恰巧是自私的另一种表现。对私，必须辩证地看，黑格尔可是把它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看，墨家的消溶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标榜“兼爱非攻无私救世”，所以助秦献公。但当助献公晚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之时，他们也就已经蜕变为他们原先主张的“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直接对立面了。此后消溶，正是必然！
如果墨者真的能实现自己的“救世”主张，那么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也就不可能。为其唱挽歌，又怎么可以同时主张“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
由此得出的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看待历史事件，还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为好。远的不说，就以何老先生经历了的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情况而言，从纯道德出发，国共内战自然是错的――死了多少人啊，而且还都是同胞姐妹！但若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那场战争却又是必然的。并且它既然已经存在，又怎能说它不合理？
还有些细节，似乎也可商榷。例如如下一段话：
原则上巨子制存在一天，墨者集团即不允许内部有分裂。巨子既一向是被墨者认为圣人，具有绝对权威的最高领袖，墨者根本没有必要再争着以他为师主。为了解《天下》篇有关巨子原文的真义，除“尸”字的定义之外，还需要把握事态发生先后之序。笔者认为相里勤等互相诋斥的派别只能发生于巨子制业已中断之后，……
这是明显没有注意到：墨者集团的分裂是一个过程，需要相当的时间。在此过程的后半个阶段，把“‘皆愿为之尸’释为‘都愿奉他（巨子）为主师’”也就合理。因为必须有了此过程，才会最终走向分裂，并进而消亡。
又如如下一句话：
此后不久（大概是公元前387年后不久）因避魏武侯宠臣之谗，吴起改仕楚国，而秦献公于前384年即位之后亦忍辱持重，从事内政和军事的改革，不轻易言战。这些因素正帮助说明何以公元前408年以后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秦魏两国在河西地并无大战。
这也稍欠严密，并且就只依据何文中自己提供的表中的数据即可看出。读者花仕良
拜读了何炳棣先生的演讲，深为其考证功夫、研究思路和所得结论所震撼。无论是何先生用功之勤奋，还是视角之独特，或是结论之别具一格，都为我们年轻一代的学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有三点启示最为深刻：第一，国史研究必须独具慧眼。何先生从“大事因缘”着眼，从秦墨史实入手，可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一个典范。国史上待开拓的领域很多，待解释的问题很多，待考证的事实也很多。但是，如何从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考验研究者智慧的一个关键。第二，国史研究必须另开思路。国史上很多问题已经被反复咀嚼过了，一些研究思路、视角过于陈旧，读者也感到乏味，很多方面亟须推陈出新。没有好的思路，难有大的成果。第三，事实考证必须细致如丝。史学研究难在考证，功夫也在考证。如何在考证史实中避免臆测的推断，避免虚空的结论，更是我们必须十分注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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