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全球交往空前增加。应运而生的世博会，既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反过来又有力地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博会为文明在全球的流动提供了理想场所，除大规模的科技、文化和人际交流外
，还体现为无数国际组织和跨国机构的应运而生，通过世博会的举办，人类不断探索和达成各种各样的全球性“人类共识”。由于全球化浪潮中东亚现代化的特殊方式及东亚文化圈的鲜明个性，东亚各国可以自上而下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去实现现代化或某一特定的目标，而悠久的东方文化传统经过现代转型之后，也产生了持久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东亚各国在世博历史上，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配角到主角，从远远落后到迎头追赶，最终后来居上。
世博会的早期名称为“万国赛会”或“万国博览会”，旨在强调参与国别之多，俨然自成一“小世界”。为此，1878年巴黎世博会曾专门兴建了一条“万国街”，把各国的建筑集中在一起展示，以突出其国际化特色。而事实上，世博会的产生正是早期全球化的产物，世博会的发展正是全球化进程的缩影与体现。
一、世博会与经济全球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彼此隔绝到联系不断增强的过程。尽管这个进程最早可追溯到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但其加速推进的时期，却正好是世博会所诞生的19世纪中叶。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殖民扩张，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全球交往空前增加，东西方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应运而生的世博会，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产物，而且有力推进了正在发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遂成为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当时世界各国之所以如此热衷于举办世博会，以至于“无国无会，无年无会”（阙名：《游武汉劝业奖进会之感言》，《民国经世文编》（实业），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形成一股“赛会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早期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背后的强大推动。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特点之一便是随着经济的一体化和通讯、交通工具技术的日新月异，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变得越来越近，不同国度的人们越来越像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一如弗里德曼对全球化现象的定义：“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和信息超越国界的结合，这种结合创造了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村。”（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页）
从“万国街”到“全球村”，应当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认识发展过程。置身宏大的世博会场景之中的人们，显然最能切身感受到“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王韬：《?园尺牍钞》，《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14页）的道理。这里所谓“地球合一之天下”，实际上也就是当时中国士人对“全球化”、“地球村”早期的朦胧感知。世博会正是为文明在全球的流动提供了天然的理想场所，这里所流动、交换的，不仅仅是商品、技术与金钱，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与观念，是整体性、全球性的人类文明交流，其规模性与直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历届世博会参观者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或上千万，其间的大规模人际交流达到惊人的程度，其产生的文化传播效应也是无法估量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往往认为“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南洋劝业会纪事第二》，《东方杂志》第6年第4期）。
世博会所展现的全球化进程，除大规模的科技、文化和人际交流外，也体现为无数国际组织和跨国机构的应运而生。世博会是各种国际性会议和国际性组织层出不穷的场所。1867年巴黎世博会陈列了各国的度量衡和货币，这一陈列导致了对国际度量衡标准的关注，其结果是国际度量标准局于1875年在巴黎诞生。这届世博会还直接促成了“万国邮政联盟”的创立。1878年巴黎世博会批准召开了包括国际邮政大会在内的38个国际大会，其中维克多・雨果主持的作家大会着重讨论了保障文学作品产权问题，直接促成了国际版权法的制定。1893年与芝加哥世博会相关的国际会议有55个之多。此后，各种论坛和国际会议成为世博会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不仅诞生了著名的埃菲尔铁塔，而且在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两次讨论社会问题的国际会议，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确定每年的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1928年由法国发起，根据外交公约，设立了国际展览局（BIE）这一国际公约性组织，专门负责协调和管理世博会的举办，总部设于巴黎。BIE的章程为《国际展览公约》，它于1928年11月22日由31个国家和政府代表在巴黎签署。目前，BIE的成员国已达90余个（参见阿尔弗雷德・海勒著，吴惠族等译：《文明的进程：世博会的发展与思考》，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博会上的全球化进程，还表现在通过世博会的举办，人类不断探索和达成各种各样的全球性“人类共识”。“人类共识”是人类社会某些共同追求、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观念的体现。进入20世纪以来，世博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格外关注人类发展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共同问题，并谋求解决之道。这一显著特点，使世博会成为“人类共识”的集中诞生地。其中，自20世纪中叶开始，重视环保越来越成为历届世博会所力图阐释的主题。196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世博会是一个转折点，它首次以“人类与世界”为主题，建立了人是探险者、人是制造者、人与环境、人与健康等9个系列主题馆，首次将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提上日程。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以“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为主题，注意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问题。1975年美国斯波坎环境世博会，更旗帜鲜明地以“无污染的进步”为主题，与罗马俱乐部报告中提出的“有机的成长”、“持续的成长”等概念不谋而合。如此之多的博览会将关注点投射到环境与能源问题，说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不可能无限制地去征服自然、改造世界，我们必须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长远、平稳的发展之道。
此外，从世博会既有统一主题和风格，又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设馆展出个性十足的区域文化的方式，最能够集中观察到全球化进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整合与碎裂、一体化与分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国际化和本土化同时并存，呈现出十分复杂、多元的格局，并非一个一元化、直线式的进程。地方性与本土性并未在全球化中被完全淹没和异化，而是将全球化的共性与地方化的特性加以融合贯通，使族群文化和地方性知识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
二、东亚各国成为世博会主角探秘
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近现代东亚各国对世博会的参与，正是全球化过程中多元文化交融、互动的一个典例。19世纪中叶，相对落后、基本上还处于农业社会的东亚各国，正是通过参与世博会开始接触到现代科技文明和工业社会的组织架构，从而展开了自身的近代化行程，被纳入早期全球化发展潮流之中。从世博会近160年的发展历程中，大致可看到这样一条轨迹：即滥觞于欧洲（主要在英法），兴盛于北美（美国举办了届数最多的世博会），而最终在东亚达于登峰造极（日本1970年大阪世博会参观人次为最多，约6400万人次；上海2010年世博会则预计参观人次将突破7000万人次）。
从全球化进程与文化互动的视角看，东亚各国对世博会的参与，给世博会带来了异质文明的要素，使之更加具备了多元文化的格局。1873年中国和日本同时首次遣团参加维也纳世博会，其参展的工艺品以其独特魅力和精湛的工艺令世人眼睛一亮。此后，无论是中国或日本，在世博会上展出的工艺品均获得极大的成功，获奖无数。这种明显的东方文化印记，正是世博会中全球性文化与地方性文化、统一性与多元性相互包容的明显例证。
东亚各国在近160年中，从世博会的旁观者到参与者，从舞台的边缘走到舞台的中心，从配角到主角，从远远落后到迎头追赶，再到后来居上，其奥秘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以为，必须从全球化浪潮中东亚现代化的特殊方式及东亚文化圈的共同特征中去寻求答案。
首先，东亚各国在世博会上的优异表现，与东亚强迫后发型现代化方式不无关系。正是这种在巨大民族危机压力下的被迫的现代化，使这一地区的国家释放出极大能量来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和追赶西方。而后发现代化的优势使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走的弯路，直接借鉴西方的经验，大大缩短现代化完成的时间。独特的现代化方式与其他因素相结合，造成了上世纪70年代由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所创造的“东亚经济奇迹”，以及本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奇迹”。没有现代化的迅速推进与相应的“经济奇迹”作支撑，东亚各国在世博会上便不可能有如此优异的表现，也不可能后来居上，形成对西方的赶超之势。
其次，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各国，在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下，现代化通常走的是自上而下的道路，政府往往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强势的决策能力，可以自上而下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去实现现代化或某一特定的目标。像奥运会与世博会这样的全球性、国际性的重大活动，需要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投入以及全社会的广泛动员和参与，在东亚国家举办，似乎更容易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加之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统筹，往往容易取得成功。同样因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东亚普遍存在家国一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团主义意识，这种意识与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相结合，会酿成强烈的集体和国家荣誉感，使政府与民间密切合作，不遗余力地借世博会大舞台展示国家形象，推动文明间的交流与发展。
最后，悠久的东方文化传统经过现代转型之后，会产生持久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使东亚国家在博览会中得心应手，发挥出巨大的创造性。在儒家文化圈中，最为强调的便是学习与教育的重要性，无论贫富，让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是东亚无数家庭的最大追求。而以“眼目之教”为特征，寓教于观，寓教于乐的博览会，与东亚社会普遍重视教化的传统不谋而合，这很可能正是每届博览会有如此之多观众的内在原因之一。东方文化传统中极富艺术想象力的浪漫情怀和巧夺天工的精致细腻，可能也正是东亚工艺品每每在世博会上引起轰动和独占鳌头的重要原因。博览会中的娱乐与演艺成分，也十分容易与东方传统逸乐文化、民间习俗相结合，衍生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博览会文化，使之更适合大众的口味，制造更多的看点与卖点。此外，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也正成为当今人类社会重视环境保护、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宝贵思想资源，演绎出众多世博会的主题思想。（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1867年巴黎世博会中国剧场演出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