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视荧屏被大量庸俗的节目所充斥、当你很难再读到一本启迪心灵的作品、当曲艺舞台被“黄色”段子所污染,人们不禁感叹:文艺低俗之风何时能止?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请他们谈谈当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文艺创作如何避免低俗化倾向?
文艺创作者首先要有崇高的境界
朱明德(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时下,文艺低俗之风盛行。有些电视剧、综艺节目内容俗不可耐,比如某些情感类节目大揭嘉宾的家庭纠纷和感情伤害,以这些东西来“取悦”观众,何来高雅和真善美?再如东北的“二人转”,其实艺术形式很好,非常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但有些节目中不健康的内容实在太多,我的一位朋友曾看到一半,实在无法再看下去,中途面红耳赤地离开。而这样的低俗倾向已经蔓延到文学、相声、电影、话剧等各个艺术领域,
我认为,抵制文艺低俗之风,首先得抓好创作。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创作时,首先要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体现在:你要知道创作出的东西目的何在,而不单纯是娱乐和情绪的发泄,要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文艺创作者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考虑到对青少年、对社会受众的影响。因此,文艺作品应当对受众有鼓舞、启迪的作用――鼓舞人勇于奋斗,启迪人要善于用智慧寻求发展,遇到困难时有克服的力量。
封秋昌(文艺评论家):人们对文艺的“低俗化”现象很不满意。然而仅是指责、嘲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重要的是要找到原因之所在。试想,如果我们的作家、编导不去创作和制作这样的作品,所谓“低俗化”现象又从何而来?大概也没有不想写出好作品的作家,而平庸、低俗之作的泛滥,关键在于一些创作者不具备写出达到“审美至高境界”的好作品的能力和素养。
文艺创作不能脱离群众
封秋昌:我认为,文艺“低俗化”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作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问题,因此并不真正地熟悉和拥有生活。过去提倡作家“深入生活”,比如柳青创作《创业史》,在陕西农村一住就是8年;而赵树理的作品,所写的大多是他在农村工作中所遇到的普遍存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们对当时的农村和所描写的人物,不仅熟悉,而且有自己切身的情感体验和理性认识。当今时代,也许我们不必再延续和提倡那种深入生活的方式了,但那种“亲近生活的精神”和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深入方式”,还是绝对必要的。
朱明德:可以说,现在是文艺创作最好的时代,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当珍惜这样的时代,为老百姓创作更多更好、积极向上的作品。老一辈艺术家积极下乡下厂矿演出,就是为了增加生活积累。他们创作的许多作品在当时对社会起着引领作用,如《沙家浜》等优秀作品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当年,马三立、侯宝林、马季等相声大师在进行文艺创作时,总是不断学习和创新,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再看今天,虽然相声艺术依然火爆,听者甚广,但从总体上来看少有传世之作,很难从根本上提升人的品位。真正好的作品,应当是从本质上贴近人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于潜移默化中让人获得一种振奋、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而不是低俗的、一笑了之的快乐。
文艺创作者需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朱明德:要想有好的、优秀的作品还得有园丁,要有正确、积极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主要是为了鉴别什么是优秀的作品,什么是低俗的作品。现在人们的需求更高了,也不同了,但不同不等于人们不需要鼓舞人、启迪人的作品。人的本质是生存和发展,文学艺术就需要循着生存好、发展好这个人的本质去开展创作。文艺批评一定要区分作品的良莠,要区分不同层次的作品,敢于推荐优秀的作品,同时敢于批评低俗的作品。文艺评论家要大胆批判“娱乐至上”等错误观念,要满腔热情地推荐好作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就曾受到文艺评论家的批评,文艺批评是对事而不是对人,目的是为了促进更多更好的作品的出现,广大的人们群众将是这些批评的最大受益者。
封秋昌:理论素养的欠缺也是一些作家之所以低俗和平庸的原因所在。一个缺乏理论素养的作家,面对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往往被现象所迷惑而不能自知,不仅缺乏深刻的艺术洞察力,甚至会将真善美与假恶丑倒置起来。以丑为美、以虚假为真实、以低俗为有趣的作品,并不鲜见。
人是集人性和动物性、善与恶、美与丑于一身的矛盾体。人的自然本能需要满足,但要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净化灵魂,提升人之为人的精神境界,发现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正是文学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责任,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再者,读者和市场一样,是需要去“培育”的,高质量的精神产品,会逐渐培育出高水准的接受群体,而低俗的作品,只能培育低俗的读者群,它所诱发的,正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应该克服、抛弃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