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京学校的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课。本报通讯员郭涛摄
日前,一纸公告贴在了北京石景山区衙门口村的村口。“唉,我们又得搬了。”因为城市
而对于北京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们来说,搬迁,就意味着可能到来的失业。
这些教师承担着北京十余万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用知识温暖着打工子弟们的梦想,但他们却又常年生活在城市鲜亮的光影之外。繁重的课业、困顿的生活以及得不到认同的模糊身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他们勤勉服务于城市的建设,却又承担着城市发展的代价。面对动荡不安的学校及工作,他们不解地追问:“我的下一个讲台在哪里?”
微薄的收入
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学院的杨飞,忘不了初来这所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时看到的场景。“很像老家农村”,尽管杨飞早已做了思想准备,但学校及周遭简陋的环境还是让他吃了一惊,甚至“门前的土路走起来都有些硌脚”。
如今到学校已有半年,但在同事眼里,他们更愿意将杨飞的身份定义成“见习生”。“小杨在这儿不过是赚些经验,家里花了那么多钱供出来,哪能留在这儿耗着,随便找份工作也比这儿挣的多”,杨飞的一位同事告诉记者。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同类的打工子弟学校老师们的收入多在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低于北京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学校中担任管理工作的老师们,每月1200―1400元的收入,是他们所能达到的工资的极限。
生活的重压,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坚硬现实。与杨飞相比,来自内蒙古的同事贺占琴对此有着更为真切的体会。她最大的一笔开支,是儿子上学的花销。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她将儿子送到河北的一所寄宿学校。每年近万元的花费,让她每月千把块的收入相形见绌。
为此,她不得不竭力压缩自己的生活消费,以至“已经有一年多都没有添置过新衣服了”。高昂的医疗花费,也让她对医院望而却步,即使身体常常感到不适。将儿子送入大学,是她如今最大的梦想,但同样意味着一笔庞大的开支。经济的窘境,让她颇感无力。
张歌真,这位最早一批在北京开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向记者坦陈,老师们的工资始终挣扎在北京市最低工资保障线上。师资问题仍是制约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他介绍,办学初期,学校的师资来源主要是北京市及周边的退休教师。随后,地方被清退的代课及离退休老师大量涌入。而近年,全国各地师范院校毕业的大中专、本科毕业生则成为其中的主力。微薄的工资,难以吸引到优秀的教师,“能留下的都是比较有爱心的老师。”
刘运贵直言,他不喜欢聘用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学校“工资太低,留不住人”。在他的学校里,大多是已经成家、较为稳定的中年教师。
另一方面,教师们的工资多年没有得到改观。一位老师自嘲地说:“一年涨了10块钱”。菲薄的工资难以维持教师们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不少老师不得不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时间,打短工、做兼职以补贴家用。“我做的兼职可多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称,可“上有老,下有小,不这样怎么办?”
繁重的工作
与微薄的工资相比,打工子弟的老师们每天工作量却并不轻松。在受访中,老师们普遍反映,自己面临教学任务重、劳动量大等工作压力。
据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流动人口教育与培训中心主任韩嘉玲调查,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每周的课业量在二十几个课时,部分教师甚至达到了25―30课时,一般教师平均每天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达9―10个小时。
具有12年教龄的贺占琴,将自己的工作定义成全能的工种,“什么角色都要担任,不仅需要体力和脑力的投入,对于精神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打工子弟学校往往为了降低成本而聘用有限的老师,一个老师往往要承担多门课程。在采访中,一名英语教师独自承担着小学部一至六年级全部的英语课程。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一周二十几节课,加上提前备课和批改作业的时间,几乎从早忙到了晚,我到家时已经累得不行了。”
由于师资的不足,很多学校都采用了包班制。一位老师这样描述一天的工作:每天早上7点10分到校,上完上午的课,中午放学后在教室里吃过午饭,就要忙着照看早早来学校的学生。实在困了,就趴在课桌上睡一会儿。下午放学后,专职留守的老师还要负责照看住校的学生,与学生同吃同住。
在这些学校,一个班里大约有40人左右,多的甚至有70人。对于老师来说,除了讲课之外,还要照看他们的生活。“特别是孩子们现在还什么都不太懂,家人又忙,遇到各种事情都会找你。”一位老师在接受采访时,短短几分钟内就有5个学生来找老师“仲裁”各项“官司”。
与老师们的变动相比,学生的流动更为频繁。“每到新学期,班里走8―10个孩子很正常。”孩子的频繁变动给老师们的教学带来很大的压力。
模糊的身份
“飘着”是明圆学校的王蓓蓓对自身现状的定位。从家乡师范学校毕业来京之后,她即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落了脚。但即使已经来京两年,她还是认为自己“没有完全融入这个城市”。
据韩嘉玲介绍,在学校里,这些老师们也更多地将自己视作“打工者”。他们对于学校的事务,发言权极为有限。在北京除了几所项目试点学校外,其余的打工子弟学校都没有与教师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给教师办理养老、医疗保险。
社会认同与权利保障的缺失,同样是他们面临的窘境之一。在接受采访时,多位老师称,他们的教学工作得不到认可,无法参加职称评定,感觉身份很模糊。
调查显示,在寒暑假期间,老师们就几乎没有了收入,校方在假期不支付教师工资。只有那些在学校里资历比较老、深受校长信任的教师,才会在开学时获得每月200元的象征性补助。
“从没有想过能和正式教师一样。”贺占琴对自己选择来京也后悔过。“留在家里的同事们都转正了”,说起这些她不无羡慕。在她看来,在北京成为正式的教员无异于一种奢望,她只是希望“两者的差距不要那么大,社会能够给我们这些老师更多尊重与关注,提供给我们更多培训提高的机会。”正因如此,她很珍视那些来之不易的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我的知识结构在不断老化,不能及时更新的话,迟早会被淘汰。”海淀区老教育工作者协会给他们提供了培训的机会,在周末时,她都会去认真听课,一年多以来风雨无阻。
贺占琴说,因为没有社保,虽然自己身体不太好,但还是能忍则忍。“这点工资哪够看病啊。”另一方面,自己的年龄大了,转行越来越难了,尽管有诸多困难,但她还是珍惜眼前的这份工作。
这个学期,她所在的班里,有3个孩子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公立学校,贺占琴特别自豪,因为“自己的辛苦看到了成效,也算是对我的价值的一种肯定吧。”她说,虽然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设施和质量与公立小学不能比,但这群孩子特别可爱,这是她选择坚守的最大动力,“我就是舍不得这群孩子,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特别淳朴、懂事。他们让我感到欣慰。”
无着落的未来
开始的诸多不适,给杨飞带来的是“抵触和迷茫”,让他始终找不到属于都市的现代感,也让他经历了漫长的适应期。“积累经验,锻炼自己”是杨飞说服自己留下的理由。
来京已经几年的小梁说,自己和周围的同事有时甚至有被“遗弃”的感觉,许多老师表现出对未来的忧虑――随着城市的发展,打工子弟学校常常处于动荡之中。由于它们多租用废弃的学校或者民房,校址搬迁带给它们的往往是伤筋动骨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打工子弟学校因为校址的变动引发的关注与讨论也多次见诸报端。
“随着每次搬迁,学校离城市的中心也越来越远”,采访中有一个此类学校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城进校退”是这类学校动荡不安的具化困境。而每次搬迁,不论对于老师还是学生来说,都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有的学校就因为没有及时找到新校址而不得不关门。
刘运贵认为,此类学校迟早会被取缔,但至少现在,它们的存在还是有价值的。毕竟如果没有这样的学校和老师,“孩子们怎么办?”
“流动的新生”,是记者在一所学校看到的一组板报。它记录了该校办学以来辗转搬迁的历程。板报上张贴的是一张张笑脸。虽然学校搬了又搬,孩子们仍能在新环境里继续学习。“我每次看到那组板报,都很感动。”杨飞说。
韩嘉玲：老师的劳动需要更多尊重
韩嘉玲(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流动人口教育与培训中心主任):
造成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目前现状的原因,一是由于我国师资队伍的培养与分配机制的问题;二是在于社会和政府是否承认这些老师的劳动以及对于他们价值的是否认可。以往我们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们关注较少,他们在事实上承担着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教育。
我们应保障这个群体作为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与尊严。首先,政府应监督打工子弟学校校方行为,保障教师的合理收入及各项权利;其次,应将这些教师纳入社保体系,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体现了对他们劳动的尊重与认可。如果打工子弟学校不能承担费用,我们的社会和政府应给予补助和扶持。除此之外,还应提供给这些老师更多培训提高的机会。现在来说,这些机会是很少的,而且一些培训的质量也令人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