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人眼里,传统的对艺术、对日常生活的基本审美判断已经不再是一个标准,不再产生主导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美术家不能面对生活,不能面对真实,总是展示一种似是
而非,总是带着那副傻笑的面孔,永远都是智障,甚至感觉麻木等等的作品,我倒不想上纲上线到民族的自我败坏上去,但至少表现了美术家的无能。
●我们有的名演员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在哪里,甚至把局限当成优势。
●电影当然要追求票房,当然要追求技术,但不能只追求票房,只玩技术。文艺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应该是有价值的。
对于演艺界部分演播、创作中出现的低级庸俗之风,长期从事美学和当代文化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肖鹰一直在批判。6月23日,他就此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消费时代的文化价值值得关注
记者:您认为演艺界部分演播、创作中出现的低级庸俗之风与市场经济有什么关联?
肖鹰:市场经济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在此大背景下,文化在很多情形下都变成了一种消费的文化,仿佛一切文化都要通过市场的消费运转来进行生产、分配和消费了。很多时候,不少演艺人员甚至有的主管人士都在用效益说话,比如说电影要用票房来说话,这就是消费文化的标准,效益、经济、利润似乎在起主导作用。
因而在消费时代,文化本身的价值经常被另外一个价值所控制了,就是市场价值,或者是消费价值。也就是说,文化产品生产出来以后,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能否被人需要、能否被人购买,或者说能否被人消费成了批判其优劣的标准。于是,艺术自律在消费时代产生了危机。这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与此相应,一些文艺评论的标准也出现了问题。
记者:那您认为,这些文艺评论的标准出现了什么问题?
肖鹰:当下一些文艺评论的标准呈现混沌的状态,甚至不再有序,有时就连是与非都不再对立。特别是当超女出现后,我们发现,在有些人眼里,传统的对艺术、对日常生活的基本审美判断已经不再是一个标准,不再产生主导的作用,而在一些消费主义主导的文化中,不再有中心、价值甚至不再有判断,只有刺激和反应。
当超女被制造出来后,许多平民百姓似乎一夜之间就被洗脑了。本来有对80年代的电影明星(那些帅哥、靓女),还有像代表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的一些光辉形象在许多人的头脑中都被清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超女的时代”。另一方面,文化的高速更替也使文艺评论失去了根据。
记者:您说的“高速更替”是什么意思?
肖鹰:这就是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一切都在一种高速的生产和替换当中进行着。超女之后又有了快男、快女,今年又搞出了“伪娘”,“芙蓉姐姐”之后又有了“凤姐”等等。去年小沈阳大火,今年有几个人再谈小沈阳?尽管传媒公司有意无意再制造他的一些八卦新闻,但今年小沈阳已经是明日黄花了。“犀利哥”脱颖而出不到一个月就不犀利了,当他被还原本来的面目就知道了他原来是一个不幸的打工的男人,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光彩,于是他迅速地被“浴室门”、“兽兽门”等一些新事件所取代。
正是在这样的快速更替中我们发现,由于本身的目标不再趋向于一种标准、经典化,不再趋向于相对稳定的价值追求,所以当代一些文化的消费化生产导致的结果就是使我们的一些评论失去了根据,没有了价值,进而导致这些评论被瓦解。
当代艺术不能缺乏直面生活的艺术感知力
记者:曾有人说,中国当代艺术家已丧失直面生活的勇气。您怎么看?
肖鹰:确实,许多当代艺术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时那样,不再具有那种直面生活的艺术的知觉力、生活的感受力了。我经常翻看一些美术杂志,发现很多的美术作品,特别是各大专院校的美术教师的作品,大量是破碎、零乱、自嘲,滑稽的、似是而非的、艳丽又颓废的艺术创作。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解放,但我在更大程度上看到的是,美术家的某种能力被先天地阉割或被拒绝了――这种能力就是艺术家用一颗能够感触世界的心去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去描绘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独特感受的能力。
我持续不断地看了两年《美术新观察》。这是美术界很重要的杂志,但也存在上述的现象。如果我们的美术家不能面对生活,不能面对真实,总是展示一种似是而非,总是带着那副傻笑的面孔,永远都是智障,甚至感觉麻木等等的作品,我倒不想上纲上线到民族的自我败坏上去,但至少表现了美术家的无能。
记者:但是您提到的这类作品往往在艺术品市场上很是抢手。
肖鹰:我认为艺术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深刻的感受和展示,而非千篇一律地顺应一种潮流的运作。虽然当代的一些美术作品在市场取得了很大的利润,像王广义的一幅画就能卖几千万,但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在世界商业史或艺术市场的极大成功,付出的代价是艺术家不敢真正地面对自我的心灵,也不敢真正地面对自己。这个代价太大了。
不仅仅是美术,这种现象在其他艺术门类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的一些艺术没有得到真正的展示,而是被简单地娱乐化、商业化了。艺术成了一种声光电的技术制作,一种为了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印钞机的运转。它不会给我们的心灵留下痕迹,也不会在人类艺术史上留下痕迹。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并没有同时带来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一种真正的屹立、真正的展现?艺术家应该反思。
艺术家不能简单重复自己,要勇于超越
记者:您曾多次撰文批评几位知名艺术家的作品。您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肖鹰:正因为知名,所以他们更应该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
我认为我们的许多知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特质。他们前期的电影虽然今天看有些幼稚,但也是很有价值的。一个艺术家最怕的问题,就是一旦看到了自己的某种价值就把它往死里“整”。一旦有一点好东西的时候,不是积极地把它发展深化,而是在一个浅层次简单地重复。
与此相仿,我们有的名演员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在哪里,甚至把局限当成优势。演了几十年的小品以后,越演越回去了。他们用的还是过去的丑角艺术经验再加上一些时尚的流行语言元素,而没有去感悟当今的真实世界,感悟今天民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在有的传统表演艺术中,“唱、说、伴、舞”这四种表演技巧中“唱”是最主要的,是主体,而“说”就是“说口”,由丑角表演,主要是调节气氛用的。但是现在有的演员把“唱”变成了模仿秀,艺术样式独特的唱腔没有了,“说”的全是插科打诨,互相糟践等等,这怎么会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呢?
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和审美趣味不仅在丰富而且已经有相当的提升,但是他们还在以自己的局限为优势走老路，这既不利于他们自身艺术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果真要发展乡土艺术,就要真正沉下心来,加强艺术理论学习与业务研究,提高素质,提升水平,走出一条既符合传统又能推陈出新的艺术新路,为弘扬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出应有的探索,开创出艺术样式的崭新局面。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电影人与国际上那些大家比起来,差距在哪儿?
肖鹰:世界级的大电影家,他们都有真正的追求,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信念和诚意。而在我们一些大牌导演身上,我只能看到他们是大腕,他们可以玩,玩电影、玩观众。有的在电影上演后说是玩了一下。一个真正的电影家岂能如此!就像一个作家不能随便写,随便就证明你对写作没有信念,艺术也是一样的。梅兰芳为什么有这样高的艺术造诣,因为艺术就是他的人生,是真诚的、执著的人生。
艺术家固然要追求艺术自由,但伟大的艺术家还要有敬畏之心。我们有的电影家就是没有对于艺术和人生的敬畏之心,所以他们的电影不感人,反而可能很雷人。
记者:可是这些“玩”的电影票房都很好啊？
肖鹰:电影艺术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来说,首先要有爱,要有诚意。电影当然要追求票房,当然要追求技术,但不能只追求票房,只玩技术。文艺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应该是有价值的。人生需要文艺,文艺离不开人生。文艺应该展示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应该感化人生、和融社会。哪怕是悲剧,也应有其独特的净化心灵的社会功能。毕竟,文艺特别是荧屏艺术绝不仅仅是票房,绝不仅仅是娱乐。
仲呈祥(文艺评论家):
“收视率”不等于“收视质量”
评价影视艺术作品,有人的标准似乎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历来坚持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而是堂而皇之地换成了“票房标准”和“收视率标准”。那么“收视率”又从何而来呢?据悉,时下仅凭一家调查公司对约5000名抽样观众的调查为据。泱泱大国,13亿之众,区区5000名抽样,究竟在多大意义上具有代表性?这很值得置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曾在文艺小组讨论会上回答近百位委员的咨询,发现竟无一位委员被抽样调查;近日在上海的一次会上,我得知参会的数百名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亦无一人被抽样。据此,我想反问一句:这种“收视率”岂不是剥夺了具有参政议政并稔熟文艺规律的文艺界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来自全国基层学校的最了解青少年儿童鉴赏需求的中小学校长、教师在这方面的话语权吗?更何况,“收视率”并不等于“收视质量”。
如今,在对文化的选择和对艺术的倚重上,已经出现的弃典雅取世俗、轻思想重娱乐的倾向,足以引人深思。这种倾向使一些青少年的精神文化偶像,已变成了“小沈阳”、“超女”和各种网络红人。不是说后者毫无可取之处,而是说作为“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效法偶像,实在令人担忧。这难道就是如今文化艺术起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