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沙》讲述了大学毕业生郑舜成在良心和责任的驱使下，在父老乡亲们的感召和镇党委书记刘逊的劝说下，经过内心的搏斗、灵魂的挣扎，最终放弃进入大城市――深圳发展的机会，留在偏僻落后的家乡,带领大伙，治沙锁沙、重建家园、
《锁沙》打动人心的力量，首先来源于对人性复杂幽微的洞察与展示。这种洞察和展示，是在多重矛盾的交织、冲突中得以完成的。换言之，小说中人物的人性光辉，是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迸发出来的。也正是这种艰难的选择，以及日后为这种选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所赢得的非凡成功，才使他的人性在一次次困境和突围中，迸发出夺目的光辉，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学生村官。
郑舜成与别的大学生村官不同,他的留下，完全出自知识分子的良知、道义和责任，出自对历史使命和现实苦难的自觉担当。他违背常情、常理的“逆向”选择本身，就是用具体实在的行为，对美好人性的复归发出振聋发聩的深情呼唤。他放弃个人的私欲、私念，将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与父老乡亲们的前途和命运捆绑在一起，自觉背负苦难、艰难前行，向着光明的地方走去，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济世救民的优秀品质在当代的振兴和弘扬。
故乡沉重的苦难，唤醒了知识分子的良知、道义和责任；知识分子的良知、道义和责任，使郑舜成在重重的矛盾和困境中迸发出人性的光辉和巨大的人格力量。而正是这种人性光辉和人格力量的感召，使整个乌兰布通大草原、整个曼陀北村找回了自己的精气魂魄，焕发出壮丽的青春和非凡的活力，从而为治沙锁沙、重建美好家园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草原人民簇拥在郑舜成身边，坚定地支持着他的事业，他们舍生忘死的英雄行为，把人性演绎得异常地绚丽壮观。正是在人性光芒的相互辉映下，知识与正义的力量愈发不可阻挡。于是人们纷纷开始上山植树锁沙。“双臂皆失，只能靠两个胳肢窝夹着铁锹挖土，每挖一锹，身子艰难地一晃”的残疾人张金余来了；“只有一臂，便用一只手和另一个胳肢窝持锹取土”的残疾人李金铎来了；弯腰驼背，耳聋，腿残，已过花甲，一人承担五个人任务的老人赵文来了；年仅十二岁的没有名字的瘦弱女孩来了……就连林青田、温洪彬们也受到感化，发生了转变，投身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不仅如此，人们开始禁牧舍饲、迁移祖坟；开始饲养优质牲畜；开始修建神珠水库；开始招商引资；开始绿色旅游。国内外的企业在这里落户、漂泊海外的华侨来此投资、京城的大学生到此学习，联合国的官员也来考察取经。人性的伟大力量，让大地还魂、草原复活，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焕发出更加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锁沙》激动人心的力量不仅源于人性的光辉，还在于神性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锁沙》是一部充满信心和信念的写作。这种信心和信念，给小说中坚硬如水、复杂尖锐的现实以滋润、温暖和希望的星光，也给读者的心灵以慰藉和某种诗意的栖居，同时，也使小说的意蕴得到深化，为小说的阐释开出了更加广阔深邃的空间。
《锁沙》的创作根源于作家对苦难的体认和面对，根源于时代使命的催逼和作家对这一使命的自觉担当。作家郭严隶曾是内蒙古赤峰市某报记者，她不仅对美丽草原的沙化、沙尘暴以及因此而使这片土地上人民生活日益艰难的现实感同身受，而且亲眼目睹了他们锁沙治沙、重建家园的动人场景，以及由此迸发出来的顽强斗志和伟大的精神力量，甚至每每感动得泪湿衣衫。正是基于对那片土地、那里人民的深沉的爱，才使现居成都的郭严隶，以自己为模特，以自己的心路历程为道路，塑造了小说的叙述者胡文焉，并在她多元视角和时空交错的叙述中，讲述了《锁沙》的故事，用诚挚的心灵，在故事中浓墨重彩地写下了：“故乡，你永远与心脏是同一个地方。”
总之，《锁沙》描写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题材，触及了草原沙化、生态治理、人性荒芜等重大问题，内在地和我们的现实处境、生命体验和灵魂关切勾连起来，内在地触动着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敏感的神经，内在地切中了我们人类最为紧迫、最为致命的要害：今天，谁来保障我们生存家园的安全，留住我们人类最后的根脉？小说中的“沙”，不仅是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现实写照，更是人类无止尽向大地母亲索取、掠夺，满足无尽贪欲，而精神不断矮化、异化和沙漠化的象征。小说迫使我们对近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现代化运动进行深入反思，并提出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们正在面临和遭遇的生存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失落，是否使我们加入“锁沙”的行动显得如此地迫在眉睫？从而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直面现实、勇于担当的精神，也使“使命写作”在今天表现出不同寻常、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