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一家信用评级公司发布了中国史上首份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中国在这份报告中超过美德日三国。
我国国家信用赶德超美？很多人会对这个评价感到诧异。这实在是个误会。一者,国家信用风险是个经济数据,而不是社会道德指数;二者,国家信用与个人信用也是两码事,前者更侧重于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国家信用即便一枝独秀,也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事实摆在这里: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风暴来袭,伴随着一系列破产清算行为,西方诸国信用风险急剧飙升;相对而言,中国经济率先触底反弹,企稳向好的数据和相对有限的负面影响也保证了国家信用的领先地位――更别说,于国际交往中,我们向来恪守规则,而且诚信有余。
当然,这仅仅是评级公司排出的一份榜单,爱信不信,但客观地说,与其纠结于数据的权威性,不如客观肯定构建新型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危机的重要动因,在于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未能准确揭示债务国的清偿能力,向世界市场提供了失准的信用信息。这里固然有技术的原因,但无可讳言的是,“掌控信用评级话语权的国家长期拥有最高信用等级”,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加上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诸多问题和缺陷不断暴露,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本土评级机构也开始致力于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信用评级的形式意义要远甚于数据意义。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有相当数据支撑的评级认定,刚一落地就招致一片反弹。这也许并不能怪民众“不解风情”，问题乃在于国家信用与个人信用之间的失衡与断裂。在国际关系中,我们的国家信用多有好评;而在内部秩序中,我们的个人信用却诡异多舛。三聚氰胺混得如此脸熟,考试舞弊现象积重难返,学术不端沦为江湖演义……这些“反信用”的社会事件此起彼伏,就难怪公众见到“诚信”二字就心有疑虑。这种反差导致了误读。
其实,国家信用状况与内部信用制度建设并不能等同起来。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诚信,只是说明其在世界市场中的信用体系较为完备――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能接受赶德超美的事实。就理论而言,我们希望社会呈现这样一种状态:个人信用壁垒森严,诚信是诚信者的通行证、失信是失信者的墓志铭;而国家信用未必可能完美无瑕,但基于维护并捍卫国民利益的需要,即使多有矛盾与分歧,信用指数也能保持稳定而平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