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新闻媒体的事儿总是屡见不鲜:当“假记者”的识别度已经很高时,“假内参”又出现了。据《新京报》报道,在北京南站,就有人凭着一张传单似的、不伦不类的《中国司法维权内参》,骗取了众多上访群众的钱财,让他们本已陷入困顿的生活再次雪上加霜。
一份造假痕迹明显、丝毫不堪推敲的“内参”竟然会骗取
靠新闻报道解决问题比走常规渠道更快速、更有效,至少有更高的成功率,绝对值得放手一搏――这是隐藏在这个普通骗局背后的逻辑。实际上,媒体对于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确有反映、监督、提醒、警示的作用,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有助推功能,但在一个机制良性的社会,这样的解决之道只能也应该是常规途径之外的补充和拾遗,而不应成为常态。如果农民索还被占耕地、农民工讨还欠薪、患者问责医疗事故责任人、文物部门叫停损毁历史遗址的工程项目等等问题,都需要依靠媒体引起社会关注才能获得解决,这是不是对相关职能部门的一种讽刺?这是不是可以解读为相关责任部门存在着无作为、作为不当或作为失效的情况?如果这种不当或失效时常出现,那么一份拙劣的假内参能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兴趣,确实不奇怪。从根本上讲,要改变“媒体解决”方式被过度倚重的状况,相关部门的责任回归是关键。
从另一个角度讲,新闻报道解决社会问题的常态化,对媒体自身生态也相当不利。因为这种思路和经验一旦形成,媒体自身的权力就会在无形中被放大,媒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就会出现增量,新闻权力寻租就有可能出现。近年来,记者接受甚至索要“封口费”的丑闻时有出现,就是话语权、监督权寻租的表现,也是媒体过度介入导致的结果。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媒体解决”方式常态化都是一个不正常的信号,而对这个信号的提前捕捉、适时应对,有赖于各方责任的归位和权力边界的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