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存在“黄钟冷寂，瓦釜雷鸣”问题
彭定安说:现今社会,国民文化心态、文化―心理结构存在严重物质化、个体化倾向。在物质和精神上,重物质、轻精神;在科技与人文上,重科技,轻人文;在群体和个体上,重个体,轻群体。只重实际、实惠、物质的问题,忽视、轻视文化和精神;追求金钱积累、物质享受、感官刺激,讲求实在、实利、实惠,缺乏康德所说的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仰望和自省。
表现在文学艺术上以至文化领域,存在“黄钟冷寂,瓦釜雷鸣”问题。几亿之众饥不择食的农民、农民工和普通市民涌入文化领域、文化市场,他们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的限制,接受美学上所说的“期待视野”与“接受屏幕”都是低层次甚至低俗的。他们用“看不见的手”,掌控着文化市场,对高素质、高文化含量的作品、对高雅文艺不买账。加之受到市场大潮及国外不良文化潮流的冲击,一些人只满足感官刺激、搞笑、戏说,属于文学艺术本质特性的“三大精魂”:使命感,人文关怀,良知激情,被轻忽、被讥刺、遭反对。这使文学艺术作品失去思想力量,失去“生活的教科书”和培育国民精神的力量。
盲目崇拜GDP导致文化受冷落
分析这种文化态势与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彭定安研究员认为,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发展很热,而文化发展相对来说颇冷。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不“配套”,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配置不合理。这不仅影响了文化的发展,而且抑制、延缓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它们的发展缺乏质量,缺乏后劲。彭定安研究员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官场中以GDP论英雄是个通病,轻视文化,认为文化“远水不解近渴”甚至“文化无用”的不在少数。
GDP是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和政绩,带来财富和升迁。但是,GDP首要的问题是质量重于数量。彭定安研究员举例说,历史上GDP低的国家打败GDP高的国家并不鲜见,比如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打败了大清帝国,就证明了GDP质量的重要意义。而GDP的技术含量、文化含量与文化质地,又是它的质量的决定性元素。
彭定安说:文化是经济的养育系统。尤其是在信息时代、网络文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已经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跟跑角色成为领跑力量。经济―社会发展的竞赛,实质上是人的文化素质的竞赛。因此,文化的发展,不仅必须与经济的发展相匹配,构成相对应机制,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甚至超前地发展文化。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正逢其时
一个民族整个成员的文化素质如何,尤其是思想道德境界之高低,事关重大。彭定安说,日本在上世纪初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全面接受西洋文化。对此,日本哲学家、思想家中江兆民痛心疾首,他说:“国家没有哲学,恰像客厅没有字画一样,不免降低了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
这位邻邦思想家百年前的话语,值得我们谛听并加以思索。哲学以至整个精神文化,看起来“无足轻重”,实际上“又不是无足轻重”,它与外贸的顺差逆差以及银根的松紧,无直接关系,但归根结底,在深层次,它最终会涉及、影响这些物质领域的成败得失。
我们的改革现在已经进入文化层改革阶段。它对文化的需求,对文化改革的需求,都是迫切的。既是对目前文化状况欠佳的反衬,又是发展文化的急迫需求。彭定安告诉记者,每个民族、每个时代的改革都会经过三个阶段、三个层次,即器物层改革、制度层改革、文化层改革,如洋务运动(器物层改革)―辛亥革命(制度层改革)―五四运动(文化层改革)。新时期的改革也如此: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器物层改革;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中期――制度层改革;90年代至现在――文化层改革。现在,除了器物层依旧需要改革(包括高科技的发展),制度层改革进入深层次,文化层改革迫切需要提上议程,引导广大群众从物质现代化、世俗现代化、时尚现代化、单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现代化,向精神现代化、文化心态现代化、思想观念现代化、人的素质现代化过渡。重振中华精神,提升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为此,彭定安研究员建议,现在我国亟须把大力发展文化,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尤其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和提高公民素质,放在国家战略决策的核心位置上。转变社会心态,重构国民文化―心理结构,使之在主流思想、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导引、教育和影响下,向正确方向发展;以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文化素质,使中华精神、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向现代化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