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就是物品的价格。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显然不必关心所有物品的价格,多数人只对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价格感兴趣。经济部门构造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简称CPI)来衡量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增长。CPI的增长幅度是通过观察一篮子(或称一束)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购买成本的变化计算出来的,它是
尽管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测定物价变动最常用的指标之一,但在衡量消费者的生活费用方面,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方说,当部分消费品价格发生变化的时候,消费者将用相对便宜的物品把较昂贵的物品替代掉,或者选择暂时不消费。但在计算消费品物价指数时,当期(指当前需计算CPI的年份)和基期(是指过去的某个特定的被用做价格计算基础的年份)的物品束是固定的。这样,由于没有考虑替代问题,消费者物价指数倾向于高估人们的生活费用。各国负责编制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部门为此对CPI做了一些技术性的改善,有学者推断,现在用CPI衡量生活水平的误差已经降低到0.5%左右。因此,用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是广为接受的做法。
人们把钱存到银行,总是关心利率水平。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提及的利率,经济学中称之为名义利率,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利率才是实际利率。换言之,只有当银行提供的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大于通货膨胀率时,钱存入银行才是有意义的,否则,钱会不断贬值,也就是购买力会不断下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即在一定意义上,通货膨胀是而且也只能是由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引发的。尽管许多现象都能引起通货膨胀的暂时性波动,但只有在影响到货币供给量增长的情况下,这些现象才能对通货膨胀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自从20世纪30年代金属货币本位制从全球范围消失后,物价基本处于持续上升态势。支持适度通货膨胀的人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能够使经济从衰退中较快地走出来,因为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时,会刺激消费和投资。弗里德曼认为,自古以来,当权者都试图利用增加货币数量的办法作为筹集战争所需资源的手段,或是作为建立不朽功绩和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他们经常受到这种诱惑,但每当这样做时,通货膨胀就会尾随而至。通货膨胀能给政府创造收入,这种收入称为铸币税,其来源有两个:增发货币会直接使政府获得收入;人们名义收入的增加从而引起的纳税增加导致政府收入增加。然而,大量纸币的发行掠夺了人民的财富,并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通货膨胀是危害人类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最大病魔之一。凯恩斯曾说过,若要推翻目前人类的社会基础,破坏它的通货体系乃是最精妙、最有效地方法。通货膨胀会降低经济效率。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是以物价稳定为基本前提的,通货膨胀会增加生活及生产交易成本。价格频繁变化会加剧信息不对称,让价格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人们会减少或放弃储蓄,抢购商品,投机者还会囤积居奇。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会增加个人和企业的纳税负担,限制消费和投资及技术革新投入。通货膨胀还会增强公众的不安全感,总觉得手中的货币不断贬值、购买力下降,即便收入在增长,还是觉得东西太贵,从而引发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心理。
总结各国的历史经验教训,通货膨胀及其治理是关系到社会以及政治稳定的重要问题。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央行对于维护币值的稳定、防止高通胀的产生负有重要责任。货币政策是管理通胀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不断增强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内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确保实现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物价水平?时愁,但当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即通货紧缩时,政府也很担忧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样是衡量通货紧缩最有用的指标之一。当当期消费者物价指数减基期消费者物价指数是负值时,实际上表现的就是通货紧缩的情况。老百姓见到CPI的下降,就以为生活质量会因物价的下降而提高,其实并不尽然。销售价格的下降可能会致使企业降低雇员工资,甚至解雇部分雇员以降低成本,结果导致失业人数增加,最终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下降,反过来引起企业销售量下降,迫使企业解雇更多雇员,从而引起失业率上升,这是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曾提出,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一种交替关系,通货膨胀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这一关系被命名为菲利浦斯曲线。政府在面临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时的抉择时,很多时候会选择前者,因为通货膨胀的危害可能是渐进的、相对隐蔽的,而高失业率会使民众降低甚至失去对政府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民众对失业的恐惧要大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这样看来,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同样不妙。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