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因篇幅的限制,这里不拟就梁氏个人的心路历程作具体分析,而只能简要考察梁氏十余年间对中国文化评价系统的变化,进而探求梁氏关于中国文化的两种极端之论透露出怎样的历史文化信息。
梁启超1904年撰写《新大陆游记》,洋溢着对中国固有传统的批判精神,这是那一时代中
梁启超于1920年撰写的《欧游心影录》,则是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或曰“现代病”)有所洞察后,再反顾东方,发现中国智慧具有疗治现代病的启示价值。这种以中国智慧挽救现世文明的论断,虽然缺乏细密的历史分析,然而其间也包蕴着若干真理的颗粒。
人们往往因梁启超1904年至1920年间的思想大转变而嘲讽他的“多变”,梁氏自己也曾以此类行径自嘲。其实,对传统文化先后持两种极端之论,并非梁氏个别特例,在其他近代文化巨子那里也有类似表现,如严复戊戌时期在《救亡决论》中历数中国传统文化弊端,并倡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而严氏晚年力主回归传统,高唤:“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我们今天对此种现象的认识,不能停留于对梁氏、严氏等前哲跳跃式思维的一般性批评,而应当进一步考析:这种“大转变”、“大跳跃”报告着怎样的时代消息?今人应当从中获得什么启示?
简言之,否定与赞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极端之论集于一人,是近代中国面对多层级变革交会的一种反映。西方世界几百年间实现工业化与克服工业化弊端这两大先后呈现的历时性课题,都共时性地提到近代中国人面前,鲁迅1919年在一篇随感录中说: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面对中国社会的“多重性”,孙中山力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又在中国资本十分薄弱之际便警告要“节制资本”,便是交出的一种有民粹倾向的答案。而梁启超于20世纪初叶的两种极端之论也是试交的一种答案:梁启超1904年批评东亚社会及文化,其出发点是“现代化的诉求”;而1920年呼唤以东亚智慧拯救西方,拯救现代文明,其出发点则是“后现代的探索”。
梁氏在短短十余年间发表两种极端之论,给人以荒诞印象,是因为他在尚未厘清前一论题时,便匆忙转向后一论题,更没有来得及对二者加以必要的整合。这当然是梁氏个人学术性格所致,但也是20世纪的中国及东亚社会面临文化转型的多重性所致――作为“后发展”的中国,以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和政治层面的民主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尚任重道远之际,早已完成现代化任务的西方世界面临的“后现代”问题,通过种种渠道朝着中国纷至沓来。这样,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一方面要扬弃东亚固有的“前现代性”,以谋求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主要由西方智慧导致的现代文明病,此刻,以原始综合为特征的东亚智慧又显现出其“后现代功能”。
梁启超敏锐地把握了东亚智慧在历史不同层面上的不同功能,各有精彩阐发,留下足以传世的谠论,当然,他未能将两种历时性的论题加以必要的厘清与整合,留下思维教训。
四
当下中国社会及文化转型的繁复性更远胜梁启超时代。自1978年以来的30余年来的社会转型,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世界文明史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的种种历时性课题,都竞相在中国大地作共时性演出。简言之,今日中国经历着三个层级变革的交叉互叠――
其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又称“第一次现代化”。自洋务运动建立机器工业以来,一直在进行此一转变,时下的中国也还只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大部分,估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方可全面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工业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总之,改革开放30年及今后三四十年,中国首先要实现“第一次现代化”,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启蒙”的呼唤,便是此一转换间需要完成的文化任务。
其二,从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这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时下正在探寻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辩证统一之路。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工业化的一种进步,作为一种“集权―动员式体制”,曾取得显著实绩,但又存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僵滞之弊,终于在冷战较量中败下阵来。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扬弃20世纪50―70年代仿效过的苏联模式,发挥市场的动力机制,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赢得巨大活力,中国从物资短缺的卖方经济向物资充盈的买方经济转化,从而加速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并为第二次现代化的展开奠定基础。这是30年改革的重要成果。
其三,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知识经济)转化,又称“第二次现代化”。在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这一转化,也提上发展中国家的日程,当代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不必重走原初工业化的老路,而可直接采纳信息化时代的成果,赢得“后发优势”。与此同时,生态危机、信仰危机等后工业时代的问题也纷至沓来,亟待我们解决。今天提出的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便是得之后工业文明的启示。在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之际,又身历第二次现代化大潮,是改革开放30年及今后几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特色。改革开放30年在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任务的同时,也愈益深刻地接触到第二次现代化诸课题,而此一使命的展开可谓方兴未艾。生态问题的提出,“低碳经济”的追求,“可持续发展”命题上升到战略高度,“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倡导,都是向后现代文明转换的产物。而此间传统文化提供着某些启示性资源。
因此,近30年来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不仅是古典意义的近代化(工业化),而且是上述三个层面的转型的集合,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较之单一的工业化时代更为复杂、深刻。面对多层级变革交会,应当防止只注意某一层级,忽略其他层级的偏颇。我们今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不应重蹈先辈的故辙,在“一味贬斥”与“高度褒扬”的两极间摆动,而应当历史地考察中国智慧的生成机制和内在特质,既肯认中国智慧创造辉煌古典文明的既往事实,又研讨中国智慧未能导引出现代文明的因由,从而不回避现代化的“补课”任务。同时还要开掘中国智慧疗治现代病的丰富内涵。在展开这些思考时,应当把握历史向度,克服心醉西风的西化主义和夜郎自大的东方主义两种偏颇,这是梁启超等先辈提供给我们的思维教训。以平允、周正的态度看待中国智慧与西方智慧,努力谋求二者在不同层面的互补与整合,方有可能创造健全的新文明。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梁启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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