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亲见过陈映真的人,总会因他的正气和厚重心生仰慕;而用心阅读了陈映真作品的人,也多半赞叹过其文字里深蕴的沉郁与悲悯。
8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第十次会议现场。聘请台湾作家陈映真担任作协名誉副
此刻的陈映真,一定感受到了32道目光的遥遥致敬,感受到了亿万同胞的殷殷深情。
“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支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一支妙笔,一颗赤心,是陈映真文学人生最贴切的注脚。
“我是个死不悔改的‘统一派’”
“我为自己是生于台湾的一个中国人而骄傲。”7月7日,当得知自己成为中国作协吸纳的首批台湾会员之后,久未提笔的陈映真专门撰文,如此表明心迹。
1937年,陈映真生于台北莺歌镇。自小,家人代代相传的“神奇地址”就深烙在他脑中:“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石盘头,楼仔厝……”长大成年,他才渐渐明白了,那是自己永志难忘的家。
初中时,在父亲书房的隐蔽处,他翻出了鲁迅的《呐喊》,很快沉潜其中,“耽读竟日终夜”。“从鲁迅的作品中,读到他对中国深切的关怀和热爱,让我从小就认定中国是自己的祖国。”
1959年,在台湾肃杀的政治空气中,陈映真发表短篇小说《面摊》,走上了文学道路;而让他坚定信仰,逐渐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的,却是一场为时七年的牢狱之灾。
1968年7月,因为翻译《共产党宣言》、成立左派组织“台湾民主同盟”,陈映真被台湾当局逮捕,投进绿岛监狱。出狱之后,他的文笔愈发犀利,《第一件差事》、《将军族》、《夜行货车》等杰作相继问世。与此同时,他更以“死不悔改的‘统一派’”自居,1988年牵头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此后,他不知疲惫地奔波于海峡两岸,并于晚年移居北京。
“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
2004年,台湾著名舞蹈团体“云门舞集”,推出了融《将军族》、《山路》、《云》等于一体的大型舞剧《陈映真・风景》。云门领袖林怀民说,“我是读他的作品长大的。他的作品就是我们熟悉的台湾”。的确,不论是《我的弟弟康雄》里市镇小知识分子苍白而缺乏行动力的形象,是《夜行货车》里台湾社会工商化、经济国际化过程中的社会病态,还是《赵南栋》里烈士后代在台湾资本主义化进程中的异化与毁灭,都植根于现实土壤,如浪涛般冲击着一代代民众;而永恒的乡愁、无“根”的伤痛,那种铭心刻骨的、属于一个民族的集体思忆,更是在他笔下抒发得淋漓尽致。
“他是第一个以小说形式表现台湾上个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革命者的斗争与牺牲的作家,也是第一个表现反‘文化台独’的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指出。
1985年,杂志《人间》在陈映真的创意下诞生。与对繁华富丽的礼赞背道而驰,这片《人间》着意展现的是台湾的“后街”,是那些隐藏于物欲背后的残破与悲伤。弱势群体的边缘生存,残疾老兵的堪怜晚境、霓虹灯下迷失的懵懂少年……陈映真记录着,书写着,以此“呼唤人类的良知,重建一个信仰、希望和爱的社会”。
文学,“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与呐喊”
以鲁迅为偶像的陈映真,本身也是很多人的“偶像”。其“粉丝”中最著名的,当推作家王安忆。
“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为此,王安忆写出了以陈映真为原型的小说《乌托邦诗篇》及散文《英特纳雄耐尔》,以志纪念。
在报告文学家陈祖芬眼里,陈映真是个“正气、厚重、有担当”的人。他们相见于2001年在台湾举行的两岸报告文学研讨会,“只第一眼,就觉得他是当场最有分量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堂堂外表,更由于他天然流露出的悲剧意识和担当精神,好像生来注定要挑起台湾纪实文学这副担子似的。”
“我总不能把文学仅仅当作流行时潮的游戏,总是把文学看成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与呐喊。”“文学为什么?我从自己的经验体会到,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燃希望,使仆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到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这是陈映真对文学的感悟与钟情,更是对所有写作者的忠告与启发。
“陈映真对中国文学的热情、对两岸文化交流的热切、对中国立场的坚持,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财富。聘请陈映真担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活动,在文学情感上更能拉近彼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崎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