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时期“文学”的概念还是非常模糊的,“文章”的范围依然十分宽泛,各种实用文体都在“文章”的范围之内。所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说:“盖文章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当时的“文章”之所指,用刘劭的话说,就是“能属文著述”,犹如司马迁、班固,所以他有“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文章既是经国大业,又可以成就“不朽之盛事”,所以在以“九品中正”制为选拔官吏的魏晋时期,是否有文学方面的专长,就成了评定一个人是否有才能的重要标准之一。经三国魏曹氏父子的提倡、邺下文风的浸染,魏晋以后文学的独立进一步明朗,文学与作家个人联系更紧密,以文学为世所重者越来越多。这一点,曹魏时期刘劭说得很明白。他说:“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人物志・流业》)由于“文章”政治出路的光明无限,社会舆论的大加张扬,所以士人趋之若鹜,一时成为当时的显学,并涌现出了一批以文学见长的学者。如薛莹“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首”(《三国志・薛综传附薛莹》)。沈怀文“少好玄理,善为文章,尝为楚昭王二妃诗,见称于世”(《宋书・沈怀文传》)。谢瞻“善于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宋书・谢瞻传》)。同书还记载,谢灵运“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谢灵运传》),颜延之“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颜延之传》)。南朝齐“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齐书・陆阙传》)。这些都是就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而言的。史学方面,自司马迁表露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主观意图后,著史以求“没而不朽”,逐渐成了后世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学人从事历史撰述的重要精神动力。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蔚然成风,就与这种借编修史书以追求个人名利的观念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可以说,至南北朝时期,史学、文学就已经蔚为大观了,这推进了中国传统的图书目录学的发展和成熟。
三国魏秘书郎郑默以当时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成《中经》一书,初现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晋荀勖在《中经》的基础上,又另编《中经新簿》,将当时国家的藏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总以四部别之”(阮孝绪《七录序》,见《广弘明集》卷三),其中的甲部为“六艺”、“小学”,乙部为“古诸子”及“近世子”书,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等(见《隋书・经籍志序》)。东晋大著作郎李充又因当时“典籍混乱”,乃“删除繁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见臧荣绪《晋书》,载《文选》卷46《王文宪集序》引),这就是《晋元帝四部书目》,此后“世相祖述”(《七录序》),“无所变革”(《隋书・经籍志》)。至唐朝初年,魏征等编修《隋书・经籍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类目概括各部类书籍的性质、内容。此后的国家图书目录(如《崇文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史志目录(如两唐书志,宋史、明史艺文志)和私家目录(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采用了四部分类法,之后的古代文体分类不出《隋志》的大范畴。史志目录的完善拓宽了古代文学的发展领域:
1.图书分类方法的完善,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独立发展。自《汉书・艺文志》设立独立的“诗赋略”,“(序)诗赋为五种”,并以《诗经》、屈原、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相标榜之后,引领了当时及以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繁荣兴旺,“其后……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见《汉书・艺文志》)较为系统地清理了东汉以前文学发展的大势。于是乐府、汉赋、南北朝骈文和诗歌创作成为时代文学的主流,而以“推源溯流”为主旨的文学批评也逐步发展起来,最终出现了六朝时期钟嵘诗歌评论的颠峰之作《诗品》,和刘勰专门讨论文章创作艺术的《文心雕龙》。文学评论的盛行,使得当时的文坛上形成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文学家,他们成了文人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刻意追随的偶像。
2.文学独立于目录学著作中,推动了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反映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在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中就出现了专门以文学特长选拔官吏的制度,如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于学馆,文学独立于四学之中(见《宋书・雷次宗传》),作为培养、选拔、任用官吏的机构之一。四学并建的出现,标志着在学术分化大趋势下文学与史学区别的最终明朗化,最终促成了萧统以专收文学作品为宗旨的《文选》这一文学创作范本的出现。《文选》分各体文章为38类,为赋、诗、骚、七、诏、册等。虽然《文选》的文体分类屡遭后人诟病,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批评其“淆乱芜秽,不可殚诘”,但主要批评的是《文选》在分类细节方面的不当,而不是其整体分类形式。事实上,正如章学诚所言,“《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文选》对文章的整体分类形式,基本上奠定了后世文学文体分类的模式,后人的“文学”体系构建主要是在《文选》所提供的整体分类形式基础上的局部修改、增删和调整。
3.史部的独立和史学的自觉,促进了文学史类著作的撰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历史意识大为加强,历史借鉴思想在当时纷乱的政局之下,成为时人的共识。东汉以后世家大族的膨胀,又促进了谱牒之学的极度发展,谱牒之书迅速繁荣起来。这些社会历史现象反映在文学批评中,时人受史学独立的影响,十分注意对文学发展历史的清理。在当时的许多著作中,往往以追本求源的历史眼光探讨文学的变迁,对以往的文学作品,以文学体裁来区分类别,并一一溯其流别,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谢混的《文章流别本》、孔宁的《续文章流别》等。书于竹帛的文字被划分为各种实用文体,《文章流别集》将之分为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图谶、碑等;李充《翰林论》则将文体分为图、赞、表、驳、论、奏、盟、檄、诫、诰等;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更是囊括了诗赋、史传、诸子、檄移、封禅等一切书面文字,并推本究源,认为一切文字都源于“五经”。同时,文学家个人传记之类的作品也大量出现,见于史书记载的如沈约的《宋世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顾恺之的《晋文章纪》、挚虞的《文章志》、傅亮的《续文章志》、宋明帝的《晋江左文章志》等等,这些作品已经粗具了文学史的雏形。这些文学批评处处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文学、评论文学,形成一种历史的文学批评。如刘勰《文心雕龙》对历代诗文的流变作了细密的观察,将文学与社会历史变迁密切联系起来。
可以这样说,社会文化事业的逐步发展和繁荣,导致了图书目录学的产生。正是由于史志目录的逐渐完善,才有了文学与史部的独立。文学与史学的分离,又进一步促进了各种文体的迅速完善和发展。文学在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居的突出地位,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学创作在当时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这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中国古代的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志目录的编写与古代文体的演变”(09CZW04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