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文化的发展趋势及矛盾研究
――《当代全球文化的发展趋势及矛盾研究》成果简介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邴正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全球文化的发展趋势及矛盾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5BZX011），最终成果为专著《当代
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全球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催生了国内学术界大量的研究当代全球文化的发展趋势及矛盾的学术成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基于如此现实，《当代全球文化的发展趋势及矛盾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批判、选择与消费研究》有针对性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系统总结了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文化矛盾的主要发展趋势。全球化所引发的当代诸多文化矛盾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创造性与合理性的矛盾。在信息化、高科技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创造性正日益承担着沉重的伦理压力和来自文化的合理性与控制权的挑战。二是多元性与规范性的矛盾。文化控制的基础是文化行为的协调性、规范性和一致性，而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性走向，恰恰突出了文化的多元性，否定了文化的规范性和一致性。三是群体性与个性自由的矛盾。文化应该是群体性的，成为凝聚、沟通群体的纽带与桥梁，然而，当代文化在现代传媒技术发展的条件下，出现凌驾于个人之上、之外的群体性的文化控制，造成社会的单向度化与人的异化。四是文化趋同与文化自主性的矛盾。全球化导致文化的趋同以及不同民族对文化控制权的激烈争夺，由此导致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矛盾更加突出。五是文化理想性与文化消费性的矛盾。当代文化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而日益大众化、商业化、消费化，更使得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文化理想性受到抑制。
第二，提出了中国文化面对全球化的文化冲击应加强文化选择，以及如何选择的问题。面对这些文化矛盾，呼唤普遍的文化自省精神，摈弃人类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探索一种全球性自省、批判、融合、和谐的文化理念成为当前文化选择的必然要求。文化选择体现文化“指引人的发展的设计”的实质，是文化发展中必然面临的问题。对文化的甄别取舍需要我们认真审视“自文化”和“他文化”，并顺应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文化选择的必然趋势是从冲突统一走向和谐多样。我们应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坚持“综合创新与和谐多样”原则，自觉推进文化选择模式的转变。
第三，把文化理论分析与文化消费研究结合，剖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生活现状的影响与发展趋势。在市场经济过程中，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文化商品性的凸显与文化性的弱化成为新时代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如何在文化产品的商品性与文化性之间寻找到平衡，是文化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首先应该客观评价文化消费对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其次，应正确认识文化消费中凸显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市场永远是中性的，我们在享受丰富的文化产品带来的精神愉悦和享受的同时，不应该把文化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加思考地归咎于文化消费本身。再次，文化消费领域文化性的弱势地位，绝不代表着文化本身的弱势，而很大程度表明精神文化或适应文化的变迁严重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因此要借助产业化的发展契机，不断更新精神文化的文化样式，实现商品性与文化性的高度融合，提升民族文化体现世界性的品级。最后，我们不仅要承认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存在，而且应当积极适应这一趋势，使自己的民族文化或本土文化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整合中得到修正与重建。
第四，从全球化的影响出发，探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原则和趋势。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题仍是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这一主题使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六种矛盾选择，即：农业文化还是工业文化，礼治文化还是法治文化，臣民文化还是公民文化，禁欲文化还是需求文化，守旧文化还是创新文化，群体文化还是个体文化。促进文化的现代转换要求我们把握当代中国文化选择的特点并处理好以下四重关系：市场经济与道德选择的关系、文化的“古今中外”关系、文化理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文化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对此，当代中国文化选择的建构，要树立四种观念：文化自觉是当代中国文化选择构建的前提；确立和合文化理念，促进文化共生；发展文化生产力，强化中国文化的特色发展；从人的多层次需要与全面发展的角度理解和确立“层级化的多元文化板块”结构。
现代中国诗学建构的西方资源
――《20世纪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关系研究》成果简介
湖南师范大学谭桂林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为 0 4 B Z W0 4 1 ),最终成果为专著《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2008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课题组成员有:赵树勤、王攸欣。
《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突破了以往个体作家影响研究的传统模式,以20世纪世界诗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主题为线索,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梳理20世纪中国诗学的发生发展同西方现代诗学的关系,把中国现代诗学放在与世界诗学同步发展的水准上来考察,从而在中西现代诗学理论的对比以及渊源关系的深入探讨中,将中国现代诗学纳入了世界性的文学背景之中,确立了中国现代诗学的世界意义。
这项成果在理论上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鲜明地指出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与转型是中国文学理论世界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价值不在于某个重要的诗人或诗论家接受了某些西方诗学观念的影响,而在于中国的诗人们以一种整体的姿态应对了西方现代诗学发展中的一些最前卫的思考,中国现代诗学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中一直处于先锋状态,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它的基本范畴与理论命题、现代诗学理论的创生及其本体特征、现代诗学的哲学与美学基础、现代诗学理论的话语模式建构、现代诗学理论与传统渊源的关系、现代诗学流派的特征辨析、现代诗学批评的分类与定位等等,只有在现代中西诗学的相互比较中才能得到深入的了解与准确的定位。
第二,提出了“生命诗学”、“神秘诗学”、“漂泊诗学”、“语言诗学”等重要的命题来概括现代诗学的意识本质和主题类型,指出:诗与生命的血肉联系是现代诗学在西方诗学的影响下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超越;20世纪中国诗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同西方基督教神秘主义诗学以及新浪漫主义诗学之间的关系,体现了20世纪中国科学思想与神秘思想之间的相互砥砺与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帮助20世纪的中国文学突破了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禁锢;漂泊与寻根是20世纪诗人普遍面对的心灵问题,不愿停留、不求归宿的诗性人生体现着20世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命运感,而漂泊与行吟使现代中国诗人获得了一种语言的自觉,并使母语获得了新的生命。
第三,这项成果在现代诗歌发展研究方面体现了自己独到的思考,如在现代诗歌发展历史描述方面,成果认为中国现代诗学的自我运动呈现出一个从语言论到语言论的圆圈结构,第一次语言运动是建构性的,其核心观念是诗歌以白话为正宗,第二次语言运动是解构性的,强调的是诗语的困境与言意的悖论,这一结论突破了过去对现代诗歌发展历史描述的直线进化论模式;在现代诗歌发展动力的确立方面,这项成果认为现代诗歌发展动力始终是形式,从白话诗的滥觞到象征诗、新格律诗、民歌体诗、朦胧诗、后现代诗歌群体等等,中国新诗的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本质上体现的都是形式的焦虑与冲动,这与过去强调社会生活的变革促进了现代诗歌发展的传统观念也迥然不同;在现代诗歌发展研究的着眼点上,过去的研究着重的是意象,是抒情性,在思维指向方面与中国古代诗学是一致的,这项成果注重研究现代新诗的叙述性与戏剧化特征,指出叙述性与戏剧化才是中国诗学传统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
总之,传统的现代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研究格局依附在传统的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之上,结果现代新诗的发展路向与阶段都是依照现代文学发展的总体格局来限定与解释。这项成果的研究试图突破这种传统格局,来揭示现代中国诗学发展的特殊性,使现代中国诗学的研究真正回到诗歌本体自身。这种学术努力对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无疑是有其意义与价值的。
叙事、文体与潜文本研究
――《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成果简介
北京大学申丹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项目批准号为06BWW018），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2009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项成果针对国际叙事学和文体学界的前沿探讨，从理论探索和作品阐释两方面进行了重要创新。在理论方面，提出了文内、文外、文间综合考虑、“整体细读”的新模式和新思路；揭示了文体学和叙事学之间既对照又互补的关系；深入探讨了“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叙述视角”等叙事学的核心概念，阐明了这些概念的本义，指出其在历史上不同走向的变义，廓清了所涉及的不同分类与研究角度。
英美经典短篇小说的分析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论著汗牛充栋。目前来看，西方和国内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不注重跨学科研究，譬如，叙事学的“话语”和文体学的“文体”表面上看相互之间可以替代，实际上两者相去甚远，但一般仅采用其中一种方法来阐释作品，故难免片面。二是缺乏新意，缺乏问题意识，常常囿于作品的表层意义。三是对文学理论缺乏深入研究，在分析时草率运用某个理论框架，常常出现概念混乱，也影响了分析的质量。四是不顾作品实际，用时髦的理论框架来套作品，这一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尤其严重,不少经典作品被各种时髦的理论框架所扭曲。五是倾向于对作者形成某种固定的看法，这种定见构成一种阐释陷阱，影响对同一作者不同作品之间差异的认识。六是未充分关注局部成分在作品全局中的作用。七是就作品与语境的关系而言，西方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后又转向外部研究。国内的走向与此不同，但也往往未注重将两者相结合。八是倾向于忽略作品之间的互文关联。
这项成果的作品解读针对以上问题而设计，以独创的“整体细读”模式为主要途径，做到了以下几点：第一，综合采用叙事学和文体学的方法，既关注遣词造句，又关注叙事策略，并结合其他相关学科展开跨学科分析。第二，站在国际学术前沿，以西方论著为主要商榷对象，通过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整体细读”的方法，来超越以往的研究。第三，纠正了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一些生拉硬套的现象，力求还作品以“本来面目”。第四，在清楚梳理和充分把握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分析。第五，打破对经典作家的“定见”，通过深入细致的考察，揭示同一作者不同作品所隐含的不同立场，从而更好地阐释作品的深层意义。第六，对作品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全面综合考察。第七，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有机结合，既对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又关注作品的创作语境和阐释语境。第八，对一个作品与相关作品的相似和对照加以互文考察。这项成果通过采用以上方法，对有代表性的英美经典短篇（美国短篇为主）作出了富有新意的重新阐释，挖掘出为中外批评家所忽略的作品的潜藏文本或深层意义。
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
――《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文化语义内涵及其当代影响》成果简介
河北师范大学郭小丽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文化语义内涵及其当代影响》（项目批准号为06CGJ003），最终成果为专著《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2009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课题组成员有：孔达科夫。
俄国和西方学者早在100年前就从宗教、历史和哲学视角探讨弥赛亚意识与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关系，今天仍是学界分析俄内政外交走向的重要理据之一。
这项成果结合国内外俄罗斯宗教、哲学、历史、外交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利用跨学科的文化学方法，以全新的视角解读作为“文化观念”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
这项成果认为，弥赛亚意识关心的是世界终极问题的解决以及解决问题的人选，它在俄罗斯体现在三个层面：宗教上，俄罗斯曾自诩是正宗基督教――东正教的继承人和拯救者；精神上，俄罗斯曾深信其民族思想是拯救世界的精神武器；政治上，俄罗斯曾试图解放全人类。这三个层面分别属于概念、形象和行为范畴，三者始终处于互动之中，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彰显出不同的侧面。
这项成果通过追溯俄罗斯宗教、人文地理和历史发展的轨迹，揭示出弥赛亚意识的文化语义内涵――革命的追求和帝国的抱负。这项成果指出，在线性时间维度上，弥赛亚意识永远面向终极的拯救，直指正义和真理之国，浸淫着这种理念的知识分子习惯站在未来回视当下，从“应有的善”看待世界与社会，因此他们具有批判精神，永远充满改造社会使之完善的冲动和激情，他们不喜欢循序渐进的改造，而激进的改造便是旨在“彻底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情绪。俄罗斯文化学家洛特曼正是从这个角度揭示了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在范围空间维度上，弥赛亚意识关心的是本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当国家衰微时，弥赛亚意识有可能转化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或排他的民族主义，当国家强盛时，对其他国家的关爱和救助有可能转化为谋求控制甚至主宰他国的沙文主义，这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某些具有弥赛亚意识的民族国家之典型特征。
这项成果还分析了“聚和性”、“大一统”等俄国特有的文化观念对弥赛亚意识的影响，认为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俄罗斯文化具有了某种双重性（矛盾性）：对内，罗斯受洗、鞑靼入侵、彼得改革、推行西方民主等举措使得其他文化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到俄罗斯文化之中，造成了上层（他者文化）与下层（我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分裂。两种文化始终在俄罗斯分庭抗礼，形成了二元对立格局，故而俄罗斯人自喻为“人头马”、“双黄蛋”和“双中心的椭圆”；对外，俄罗斯习惯站在世界高度和未来角度审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期待为世界人民指路，这本质上是在世界历史和全球语境中进行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也就是说，把俄罗斯与世界看成一个统一的涵义建构，这使得俄罗斯民族始终具有全球化倾向。与此同时，俄罗斯又努力摆脱全球化进程，反复强调其独一无二性，指出俄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有别于东方和西方。彼得大帝一边学习西方，一边与莱布尼茨争论，叶卡捷琳娜二世一边实施开明专制，一边与狄德罗论争，19―20世纪的宗教哲学家把俄罗斯的集体主义与西欧的个人主义对立起来，把俄罗斯的无私与西方的追求私利进行比照，来说明俄国有别于西方，并对本民族的特色敝帚自珍，这都是要离开世界轨道的体现。
这项研究成果表明，弥赛亚意识不仅对国家的行为建构和民族文化心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昭示出俄罗斯文化中贯穿古今的独特而深刻的二元性。
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新收获
――《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新移民）作家的研究》成果简介
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新移民）作家的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4BZWO52），最终成果为专著《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比较研究》，2008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课题组成员有：史进、文宗理。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华人新生代作家（主要指60年代后在海外各国出生、成长的作家，以下简称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作家（主要指80年代后由中国大陆迁居海外的作家，以下简称新移民）的崛起反映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深层次调整。《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比较研究》这一成果通过对新生代、新移民文学整体的历史描述和全面的审美分析及其两者的比较研究，对其创作涉及的民族文化内部的跨文化因素、传统和现代、边缘和中心、东方和西方、身份书写和叙述策略、族群性和超越性等理论性话题进行探讨，富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世纪之交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新问题。
这项成果分上、下两编。上编是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的整体比较。成果从新生代、新移民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的一种表达――“出逃”，来审视他们身份焦虑的丰富内涵，既在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的西化和南洋??化的压力中深入揭示出新生代在南洋华人社会的转型中处理“民族性”和“公民性”，构建民族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精神，又在中国的现代性在欧美往往无栖居之地的矛盾冲突中充分关注新移民身上呈现的“两个时代的断裂”及其“自我救赎”。成果从“实质性”、“邻近性”、“奇特性”来透视“身份”本体，揭示新生代、新移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置身于居住国多元化文化环境中，在认同“中国性”和“中华性”、“民族性”和“本土性”（国家性)上的探寻。新移民创作对“中国”身份的强调，已不再是一种以凸显族群性去争取自身权利的狭隘民族意识，而是在谋求多元共存中的一种开放性行为；而新生代开始摆脱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矛盾冲突造成的历史上华人民族命运的恶性循环，将国家认同的他者环境的改变和文化认同的自身环境的改善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民族性”和“国家性”上逐步构成良性互动。
这项成果关注新生代、新移民的文学话题，如分析移民文学的“思乡”传统在新移民、新生代笔下的新意蕴，探讨其创作如何在“文化情感”和“现实策略”之间取得平衡，让祖土文化情感与现实生存策略构建成某种互补对接，表现出种种将异乡变成安身立命的故乡的心境和努力。
这项成果也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中文化传承和接纳的各种新问题，例如处理多元化和跨文化这两个不同的价值走向的关系。新生代、新移民的创作都关注这两者的协调，在沟通中保护自己族群文化的传统，在跟居住国其他文化的平等对话中融入居住国文化之中。
这项成果将“语言原乡”视为新生代、新移民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用丰富的材料揭示旅外作家如何将语言看作比“土地”、“祖国”更重要的精神栖息地和生存方式，以此构建一种精神的原乡。新生代、新移民在不同语言语境的冲突中丰富母语的努力生动呈现了汉语的强大生命力。
下编是新生代、新移民作家的个案和专题研究。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黎紫书、吴耀宗等有代表性的华人新生代作家和严歌苓、卢新华、章平、刘荒田、陈谦、林湄、少君等重要的新移民作家在多元对话、全球语境中的不同创作追求，都对1980年代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格局调整深化产生影响，呈现出超越东、西方传统二元对立的“第三元”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