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
□本报记者殷泓王逸吟
对话背景
拟取消13项死刑罪名,75岁以上的老人不适用死刑,醉驾、恶意欠薪将究刑责……随着8月23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交十一
宽严相济就是既要做“加法”,又要做“减法”
记者:刑法过去几次修正基本都是做“加法”,增加罪名,而这次是做“减法”,准备取消13个罪名的死刑。取消这些死罪会对惩治犯罪带来什么影响?
陈兴良:要对我国刑法现有的68个死刑罪名进行具体分析。这些死刑罪名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常使用的,大约在10个左右;第二类是偶尔使用的,大约在15个到20个左右;第三类是备而不用的,起一种威慑作用。准备取消的13个罪名的死刑有一部分属于偶尔使用的,另外一些属于备而不用的。所以,取消这些罪名的死刑并不会影响司法实践中对严重犯罪的惩治。
取消这些罪名的死刑,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立法中的具体体现,它表明我们国家对死刑的态度,就是要严格控制死刑、逐渐减少死刑。这种对死刑的国家态度的宣示具有重大意义。
记者:为什么要控制和减少死刑?在人们的观念中,对一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就是应该处以极刑。
陈兴良:控制和减少死刑背后的理念就是刑罚的谦抑性和人道性。对惩罚犯罪来说,刑罚并不是越重越好。在各种社会治理手段中,死刑是代价最为昂贵、不得已而用之的一种手段。人死不能复生,死刑是对公民生命的剥夺,对这种剥夺理当严格加以限制。
另一方面,刑罚的轻重和社会治理能力之间具有相关性。社会治理能力较强,就可以采取其他的措施来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从而减少对重刑、尤其是对死刑的依赖。而在社会治理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治理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重刑,甚至死刑。我国正在建设法治国家,处于社会治理方法转型的时期,在社会治理中,我们采用了各种有效的管理措施。这样,对重刑和死刑的依赖程度会逐渐降低,这也为减少死刑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减少死刑恰恰是我国社会治理能力提高的表现及必然结果。
记者:有些人认为,减少死刑罪名应该慎重。比如这次拟取消的盗窃罪和一些金融类犯罪的死刑,取消以后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和金融秩序。
陈兴良:盗窃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犯罪。我国1979年刑法对盗窃罪没有规定死刑,1983年在严打中增加了死刑。1997年修订刑法时,取消了一般盗窃罪的死刑,只保留两种盗窃罪的死刑:一是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是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但是,这两种情况在整个盗窃罪中所占比例非常之低,这两种盗窃罪判处死刑的案件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取消这两种盗窃罪的死刑根本不会影响社会秩序,更不用说影响社会稳定了。
1997年取消一般盗窃罪的死刑时,很多人表示担心,以为盗窃犯罪会大幅增加。然而13年的实践表明,取消一般盗窃罪死刑以后,盗窃犯罪并没有大幅增加。这次准备彻底取消盗窃罪的死刑,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一些人总是认为,一个罪名的死刑取消以后,这种犯罪就会大量增加。而事实已经证明,这只是一种主观臆断。盗窃罪的例证,为取消其他罪名的死刑提供了借鉴。
记者:那么金融类犯罪的死刑呢?
陈兴良:金融类犯罪中真正影响社会稳定的是集资诈骗罪,它的死刑并不在这次取消之列。现在拟取消的这些金融类犯罪的死刑,过去只有个别使用过。这里需要说明,非暴力性经济犯罪的存在,本身表明经济管理中存在着漏洞,对这些犯罪更应该采取加强管理、健全经济制度的办法来防范与遏制,而不是依靠死刑。在经济管理能力提高以后,减少经济犯罪的死刑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削减非暴力性经济犯罪的死刑,是减少死刑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转变“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就要调整刑罚结构
记者: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规定,对7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适用死刑，这一修改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你如何看待这种争议?
陈兴良:75岁以上的老人免死是完全应该的,这也体现了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实际上,每年75岁以上老人犯罪的少之又少,判处死刑的更少。我国古代刑法里就有规定,老年人犯罪不仅不判处死刑,甚至不负刑事责任。我们现在只是准备免死,还可以判处其他刑罚。
有人说,如果这样规定,一些犯罪集团可能会专门雇佣75岁以上的老人去犯罪。我认为,这完全是人们的主观臆断。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不满18岁的人不判处死刑,一些犯罪集团也会专门雇佣不满18岁的人去犯罪,是否对不满18岁的人也应当判处死刑呢?法律规定本身是一种社会价值的体现,至于个人如何对待法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记者:你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认为我国刑法存在“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现象。这次修正能解决问题吗?
陈兴良:死刑过重,是指死刑罪名过多,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过多;生刑过轻,是指死缓和无期徒刑实际执行期限过短。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不包括判决前羁押的时间,死缓相当于有期徒刑14年到24年,一般实际关押18年左右;无期徒刑相当于有期徒刑12年到22年,一般实际关押15年左右。生刑和死刑形成鲜明反差,这是我国刑罚结构存在的一个缺陷。
正因为生刑过轻,才导致了死刑过重,这两者间存在一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解决的办法,一方面要减少死刑罪名,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减少使用死刑;另一方面就要加重死缓和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年限,提高惩罚的严厉度。
刑法这次修正除了准备削减死罪,还要规范死缓的减刑。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规定,对被判处死缓的累犯以及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犯罪分子,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可以按规定减为无期徒刑或者20年有期徒刑,在此期间不得再减刑。这是对刑罚结构的重大调整,也是这次修正的一个亮点。
记者:但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无期徒刑的减刑没有规定。
陈兴良:所以我建议,对无期徒刑的减刑也予以规范,从而更好地解决“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问题。
对醉驾处以拘役的处罚并不轻
记者:这次修正还把一些公众深恶痛绝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比如醉驾、飚车,将处以拘役。但也有意见认为,判处拘役最高只有6个月,处罚太轻。
陈兴良:醉驾、飚车等被写进了刑法,体现了国家对这些行为的严厉惩处。我认为拘役的处罚并不轻。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规定是,只要醉酒驾车,也就是酒精含量达到了醉酒的程度,即使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也要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是刑法中所谓的“行为犯”。而一旦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如醉驾造成了交通事故,那就可以按照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甚至数罪并罚。
刑罚不在于重,而在于有罪必罚。我认为草案中的规定对醉驾行为将产生足够的威慑力,有助于减少醉驾。
记者:有没有必要增加一个兜底条款,把无证驾驶、吸毒后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都纳入进去?
陈兴良:我认为没有必要。我国的刑法是要求性质比较严重、法益侵害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才构成犯罪。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是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相互衔接来惩处违法行为的一个法律体系。无证驾车、吸毒后驾车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一般交通违法行为来处理就可以了,要给治安管理处罚留下一定空间。
陈兴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刑法学家,兼任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并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兴良教授较早指出我国刑法存在“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刑事对策,在学术界和实务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人物素描：郭红松
●刑法修正一览（制图：陈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