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在翻阅丁忱先生编次的《黄焯文集》时,发现其中两条材科,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到20多年前,国家对博士生的重视程度和培养情况。
1982年秋,国家根据文科博士生培养的需要,按丁忱一人的指标,拨下了2000元购买国内有关古籍,另拨7000美元去香港购书,并要他去有关部门圈点拟购书目。1982年11月7日
呜呼!不知国内今日之博士生可有享受到当年丁氏之待遇者否?又不知今日之博导可有将自己指导之博士生之论文上升到“保全国体”之高度者否?(《读书》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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