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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办书店的意义

2005-05-08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4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梁子民、毕文昌的文章,阐述其关于教授办书店的看法。

毕文昌:“风入松”书店的创办人王炜先生英年早逝。王先生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但我以为他最大的贡献可能还不是“现象学”

研究,而首先在于开了教授办书店的先河,而且办成功了。

梁子民:教授学者办书店,在现代中国并不是没有传统,像鲁迅、胡适、顾颉刚、张竞生,都有这样的经历。新月书店,也是教授办的。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毕:教授办书店的意义不在生意,而在文化的传播。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承担过重要职能,就因为它不光是做生意,而且推动和孕育了现代新文化。教授办书店受到人们尊敬,也是因为他们着眼于国民文化的建设。

梁:在计划经济时代,新华书店的地位很特殊,从中央到地方,一竿子插到底,是一个高度统一的系统,是惟一的综合性的图书的经销渠道。这种高度垄断的模式,曾经非常成功地控制了图书的传播。

毕:新华书店以外的书店,称为二渠道,发源于上世纪80年代。民营学术书店的崛起,已经到了90年代。当时,中国出现了学术书籍出版难、流通难的问题。而作为主渠道的新华书店,拒绝承担学术书籍的流通功能,也缺少充分理解学术书籍价值的业务人员。这时,一些学者、作家,开始创办高品位的民营学术文化书店。而新华书店系统,便主要依靠中小学教材的专营维持自己的利润。随着民营学术书店的出现,新华书店的局限就越来越明显,如今的读书人和大学生,已很少再把新华书店作为文化的象征。在书店经营模式多元化的时代里,承担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播领军职能的不再是新华书店,而是民营学术文化书店了。

梁:一本有新意的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科学教育著作出版之后,往往由民营书店出面举办座谈会,让编者、作者和读者在一起交流心得。比如《顾准日记》出版时,就是由王炜在风入松主持的座谈会。举办这种活动,首先要求书店的负责人爱书,懂书,知道书的价值所在。

毕:有一个学界的朋友,生活遇到特殊的困难,王炜在几年中让他从书店无偿借阅了上千本新书,支持他在人生最困难的阶段保持了学术思想的活力。王炜和陈逸飞去世只差一天。陈逸飞去世后,新闻报道很多,社会反响比较强烈。相比之下,王炜就比较寂寞。但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我更看重王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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