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麟先生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台湾地区总代理、重庆大达轮船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杨麟策划、投资、历时1年多拍摄完成了一部纪录片《去大后方》，此片事先没有任何宣传，却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掀起一股收视热潮。
悲壮大迁徙
杨麟曾是抗战时去大后方的7000万人中
纪录片《去大后方》描述了企业家、工人、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工业实力，辗转千里、抛家别子、背井离乡，向大后方艰难迁徙的历程。影片采取口述历史的方式，让亲历者讲述战争中的遭遇。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再次打开痛苦回忆的闸门。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就一再拒绝剧组的采访。只要回忆起响应国家号召，跟随演剧队悄悄离家的弟弟周德佑，周小燕就会失声痛哭。
年仅17岁的周德佑只给疼爱自己的父母留下一封信，就随着演剧队踏上了西迁的征程。白天拉小提琴，晚上挑灯夜战写剧本，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持续的劳累和严重的饥饿，损害了周德佑。有一天，周德佑倒在了舞台上，三天后去世。他的母亲为完成儿子抗战到底的遗愿，将为儿子去法国留学准备的学费全部捐给了演剧队。讲述完这段悲壮的历史，88岁的周小燕手脚冰凉，浑身发抖。
三千件棉纱带来的转变
1942年底，杨麟十四五岁，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他的父亲杨管北是大达轮船公司总经理，在重庆指挥着大西南物资运输。由于日军的控制，后方棉布紧张，许多中国士兵穿着从死去战友身上扒下来的军衣。不久，有一个将沪上棉纱，秘密转运至大后方的机会。杨管北负责这一事务，杨麟和爷爷踏上了押运三千件棉纱的征程。
从上海到南京再转车到徐州，然后从徐州坐车到商丘，西去长安的铁路已中断。停靠在商丘火车站的三千件棉纱不得不改由汽车、人力车接力运输。为绕开日军的封锁，车队选择由古驿道前行。“一部架子车只能放三四件纱，三千件纱就要接近一千部架子车，一部架子车还得有一个跟班换着拉。一件纱三四百磅重，遇到过不去的壕沟，就要把纱先拿下来，把架子车抬到对面去以后，再把纱袋装到架子车上面去。”
杨麟跟随的运纱车队，经过了河南、皖北境内，那年春荒灾情严重，一路上尸殍遍野、惨不忍睹。“有个小囡己经发臭了，她的妈妈还舍不得，一直把她抱在手上。”中国人己经苦到如此地步，让杨麟震惊，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从此以后，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成为杨麟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表弟李政道
那段时间，杨麟的表弟李政道也在经历着生死劫难。不愿意呆在沦陷区的李政道和哥哥李崇道，为了追赶不断移动的浙江大学四处流落。后来李崇道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张车票，让弟弟跟着自己的一个同学先上路。李政道靠着学校提供的一顿午餐，硬撑着到了赣州。此时，他身体患了病。赣州临时中学收留了一批因病暂时无法继续西迁的学生，并指派李政道为代课老师，那年他刚满16岁。后来，李政道又孤身一人去贵州。身无分文的他帮人收拾茶馆，唯一的要求是吃人家吃剩的东西。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通过西迁路上的经历，对人生有一种特别的体验。杨麟说李政道历时两年半，终于走到重庆他家时，已是衣衫槛褛，形同乞丐。
为了能够真实地还原历史，在纪录片的“历史重现”片断中，杨麟不止一次地要求剧组返工重拍。“空军的衣服不是这个样子的”;“这种飞机的型号还没出现”；“纱包哪有你们做得那么粗糙，重新来过”……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杨麟渴望更多的后人能够通过他们的讲述了解那段被忽略的历史。杨麟说，在国外有两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帮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帮国家做些什么。”成千成万的去大后方的同胞，他们没有问，他们做了。
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说，杨麟是中华民族的孝子。他做了一件人人都能做，但是却没人去做的事。
（《新民周刊》2005年第21期 陈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