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酿成的悲剧
河南农民何士俊，1991年生下儿子大成。儿子三四岁的时候，何士俊才知孩子不会说话，又聋又哑，癫痫病不断发作。经过北京一家医院诊断，发现其脑细胞严重萎缩，智力仅相当于0岁婴儿，且停止发育。鉴定结论认为，大成所患多种疾病，均为先天性原因，现代医学无法
鉴定结果出来后，孩子的父亲孙云智主张就地扔在北京的大街上，而何士俊坚决不同意，又将孩子带回家继续治疗。但不见好转，大成经常一身的屎尿，走到哪拉到哪。家里本来就很穷，又要给孩子治病，三间低矮的土坯房，整个家庭一贫如洗，断油断盐是常有的事。
1998年秋，何士俊又生了一个儿子，但就在小儿子一岁多时，丈夫孙云智上吊自杀，使这个家庭再次遭到重创。同时，两个孙子也被公公婆婆强行带走，何士俊只好外出打工。今年1月15日，公公又将大成交给了何士俊。此时的大成，病情愈加严重，何士俊担心其死在出租屋里，就带着大成回到乡下。面对儿子的痛苦，何士俊首次产生了让他结束生命的念头。她找到本村医生管凤洲，问他有没有可以让大成“昏睡过去”的药物。管说，可以用药物无痛苦地结束大成的生命。
2月2日凌晨，大成再次发病，何士俊终于横下心来，去找管凤洲。管将配好的含有115毫升“利多卡因”的葡萄糖溶液交给妻子张连芳，注射到大成体内，几分钟后，这个可怜的生命终结了。
“安乐死”的情与法
何士俊买来棺材，又做了新衣服，安葬了儿子。由于大成爷爷的举报，何士俊、管凤洲（因病死于看守所）、张连芳随即被拘留。
从何士俊被警察带走开始，她所在的分水亭乡王楼村村民们的求情就一直没有间断。前任村主任张义富就带着319个村民签名、按手印的“请求书”，向县检察院求情。村民们普遍认为，何士俊对亲生儿子实施安乐死，“一是对法律的无知，二是为生活所迫。我们老百姓也知道，法律是无情的，但她绝不是‘虎毒食子’。”
6月30日，河南省固始县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被告人何士俊、张连芳涉嫌故意杀人案。法庭上，控辩双方没有争论。
从固始县检察院的起诉书所用的措辞可以看出，公诉机关实际上认可了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善意犯罪”。“2005年1月份以来，孙陈晨（大成）病情加重，发作次数增多，何士俊想用药物结束孙陈晨的生命，以免其受罪”。但同时认为，被告人故意为孙陈晨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官杜心泉说：“办理这样的案件，确实有感情障碍，我们也很矛盾。”出庭前，他们还专门查阅了国内外司法实践的资料，发现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的法律允许“安乐死”，但也只是限于成人，并且患有不可逆转的病症。而孙陈晨属于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
经过反复讨论，检察机关认为，何士俊和医生利用超大剂量的麻醉药，为孙陈晨实施“安乐死”，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符合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条件。
杜心泉说，如果认为这种行为对社会没有危害性而不进行惩处，就可能导致其他人效仿，因为社会上有很多残疾人。孙陈晨患有多种严重的先天性疾病，确实生不如死，但是，生不如死是一种主观感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其结果只能由个人决定。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检察机关认为，在认定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前提下，可以从轻处罚。
作为一个农村妇女，何士俊讲不出多少高深的道理，她一再表示，不管法庭如何判决，她都接受。即使站在审判席上，她仍然觉得，为儿子解脱了痛苦，判刑也不后悔。 （《21世纪经济导报》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