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期，我写过一系列有关四大名旦家族及其艺术的文章。稍后，就渐渐把笔锋凝聚到梅兰芳和梅兰芳文化现象之上。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因为梅处在近现代中国京剧发展的中轴线上，如果热心京剧，不深入研究梅是不可想象的；二是历来研究梅的人虽多，但就艺术谈艺术的居多，就文化发言的还少。要想研究梅，必须首先掂量一下自己。我当时在中国京剧院工作，这儿曾是梅工作过的地方，至今依然算是现代京剧发展的中轴线；我受家庭影响，向来重视文化甚于艺术，视野可以不受“只谈艺术”的约束；当时四十多岁，正处在既“胆大妄为”又“比较扎实”的状态……就凭着这几条，我得出了“舍我其谁”的结论，很快也很尽兴地写出《梅兰芳与二十世纪》。
出版之后，外界评价不错，自己也觉得舒了一口气，算是“有了一本（被社会承认的）书”。当时没想到要继续写下去，因为历来对大师级人物的评点，都是“一本而止”。然而这种心情在三四年后被打破——当时已开始筹备纪念梅、周百年诞辰的活动。这时，距离大张旗鼓地纪念徽班进京２００周年又过去了三四年，可京剧的现状不尽如人意。是什么原因呢？我琢磨，可能还是对京剧本体艺术规律研究和尊重不够。可是，谁能直接去写一部正面总结京剧艺术的书呢？——反正我不能。我没有那么广博的知识，也没有相应的资格。看来，我还得借助梅兰芳这个载体。因为梅是个具体鲜明而又可圈可点的人，他比“京剧”要更形象也更“好说”。我这么想也便这么做了。于是变换了一个角度，在分论中从十个方面阐述了梅对于近现代京剧的贡献；同时，又破天荒搞了一个总论，正面提出自己“现阶段京剧已从审美特征上进入‘品戏’阶段”的见解。这实际是提出了自己的“京剧说”，它是自己研磨京剧这些年最后、也最集中的一点心得。有人会认为我很斗胆，其实我要呈现的只是我的真诚。因为我对京剧有一个“很不礼貌”的基本看法：它二百年来一直被盲目的演出实践牵着鼻子走，理论和学术从来也没有被放到适当的位置上。今天发生的京剧不景气，事实上是它二百年来不注重总结和调试自己的一个总爆发——或者叫“总惩罚”也行。现在既然讲振兴京剧，就要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做一番大胆的纠正。大胆，往往就不可能是都正确的。大胆，首先需要有一些勇敢而又看法凌厉的人站出来，发表一些超越雷池的尖新话语，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省。如果多一些人都站出来说“自己的话”（从各自实践中得出的看法），尽管这些话语未必百分之百地正确，但只要引起真诚的人的深入思索就行了，大家会齐心合力，最后把力量都用到正确引导京剧上面去，共同研讨出一个比较实际的目标。舍此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想法和做法。
我写的第二本《梅兰芳百年祭》在１９９５年出版后，觉得又了结了一桩心事。关于梅兰芳，我认为已经说得够多的了，再不必费心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世纪末”的情怀纷扰着我，因为我出生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从五十年代就伴随着革命的浪潮颠簸，估计还可以活着进入二十一世纪。我想，我们每一个活着进入新的世纪的人，都应该把自身这一种对于“世纪末”的思考，提供给能够“跨世纪”的青少年人，让他们在新的世纪中学习、工作得更好。听说，三联书店正在筹画一套“故园依稀”丛书。这名字实在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中国这一“故园”出来的，或者说，是从二十世纪的世界这个更大的“故园”出来的。今天，“故园”已经有了不少的变化，但“故园”从前的样子在我们的脑海中仍旧是“依稀”的。这种“依稀”是一种不可抗拒也不应抗拒的巨大力量，它可以帮助我们回忆并检验自身在本世纪中采取的种种行为，看其中哪些做得合适，哪些则不太合适。把合适的继续坚持，把不合适的及时纠正。我想，组织丛书的目的不外如此，我们对待诸如京剧的问题的态度，也应如此。因此，我如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再写一本《梅兰芳与二十一世纪》的话，应该是被认为是适宜的吧？
我才萌生了这一想法，没料想，从出版社方面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在１９９９年把稿子交给我们，保证在２０００年时见书——《梅兰芳三部曲》。前两本，你要修订一下，第三本则一定是新作！”
我真是无话可说！一个艺术工作者，能够在他四十八岁、五十三岁和五十八岁的时候，写作并出版他研究近现代艺术中一位大师的著作，他应该是十分幸福和幸运的了。
确实，还能再说什么呢﹖只有分外努力就是！
我很快从纵缰跑马一般的思绪中，先“拉”出了《梅兰芳与二十一世纪》的要点——
站立在世纪的交接点上，感慨应该是很多很多的。这里不谈其他，只谈一门很小很小的京剧。
在历史的云霄上感慨，俯瞰二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它走得太快（也不得不快）了，而就京剧艺术本体来讲，似乎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速度……京剧不像昆曲那样，有过一段相对安稳的时间，有过那么一批执著的人，把它发展到极致，从而体现出它的滋滋味味……
自己从事京剧工作大半辈子，向上没能接触到谭鑫培，向下没有开启京剧新时期（国家倒是进入了新时期，可惜京剧在这一点上没能和国家同步），却赶上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浪潮。眼看个人的生命（至少是创作心态十分自由的时刻）很快就要结束，古典京剧似乎也显现衰微了。是否因为时代脚步太急太快？——从而忽略了京剧、国画、气功、武术、围棋？
更换一下立脚点——如果站在单项古典文明的立场上，似乎都可以这样说：时代太快，就会使得自己发展得不完备。但是，时代能否等古典文明由着性子去慢悠悠发展？尤其是当民族处在水深火热的情况下，古典文明怎能置之不理呢﹖不能，绝对不能。历史似乎也没容得古典文明细加考虑，就那么急匆匆“过来”了。至于这些有良心的古典文明，也就只好跟着大步流星般地追赶过来了……
遗憾，巨大的遗憾，其间似乎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
《梅兰芳与二十一世纪》要讨论的，就是从眼下展望遥远的未来，在“现代又现代”的社会中，是否应该让古典文明去适应和撞击日益现代化的种种措施，然后“双线”交裹着并举和前进呢﹖
一条主线是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在大踏步地前进，一往无前，不可阻挡……同时还有一条辅线就是各种古典文明，它们蹒跚随行，步履沉重，包袱压身……中国习惯顾及了前面就忘记后面。从《铁公鸡》开始，《逼上梁山》又发展之……
某些国家做法上有区别。俄国二战时反攻之前，拿走德国不少油画。后来对方要其归还，俄国回答则是“还没跟你要赔款呢？”——这显然是民族对待文化的态度上有差异。
还想通过几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说明——
唐诗。它是比较单一的一种艺术。首先给唐诗定性：是现代还是古典的？何时发生过复古浪潮？后果如何？察看历史典籍，要有数字。当时统治阶级对它态度有顺有逆。找一个顺的说，于是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元杂剧。它是明显综合的又一种艺术。从戏曲样式的发展来看，杂剧成就是空前的。当时统治阶级的态度，找一个逆的讲，肯定逆也有“功绩”。
中国近代国画（齐白石和张大千）和民间音乐（刘天华或瞎子阿炳）。
再看外国的古典文明的例证。欧洲交响乐和芭蕾舞。交响乐从没被“改编”，列宁不想让芭蕾舞“革新”。
日本的歌舞伎、能乐、茶道、花道，也没有遇到革命的命运。
新加坡如何对待（引进和消化）外来的古典文明（似乎拍摄电影很晚）。
美国只二百年历史，却很注重有限的“传统”。
奥地利的新年音乐会影响了全世界。
最后回归到京剧上纵横捭阖，注意收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分层面进行阐述。
清末民初时期，作为“艺术鉴赏家”的慈禧，以及能为外辱和“发、捻”痛哭的程长庚。这两个处在不同层面的人，都值得我们站在新的立场上做新的研究。
北伐战争时期，堂会为什么盛行？研究其背景和它给京剧带来的得失。
抗战时期，北平依旧歌舞升平，京剧已然有了巨大发展。可见艺术与政治的不同步。
国共战争时期，都开始将之视为武器，分别阐述。但也能坐在一条板凳上欣赏京剧。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和夫人都坐正面的沙发，毛泽东坐一侧的偏座，最后安然看了厉慧良。
“十七年”，几度沉浮。庐山会议如果不反右倾，也就自然没有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妨说，是党内对《海瑞罢官》的不同看法，促成了“文革”的爆发。
“文革”时期，把京剧作为武器发展到极致，全民唱样板戏，是好是坏？包括它唱法上的“幼儿园”水准。
１９７９年以来，从没有过的新时期，社会的中心任务变了，艺术功能也变。
但传统的政治观念没有全部转变。振兴的利弊。京剧卡拉ＯＫ是否有理？
但京剧已然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按照自身逻辑发展起来。
票房活动的高涨，性质也与当初不同。
京剧三阶段（听戏、看戏、品戏）的提出……
京剧艺术功能侧重点和文化功能的提出……
着重研究今后梨园内外的新变化、新特点——
比如，京剧专业院团的数量递减了么？据文化部说，目前民间自发的民营剧团，已是在编的国营剧团数量的两倍。国营剧团数量的递减，其实并不是衰落的标志。
另外从现代和古典的关系看，人们接受文明的程序，总是从当代的开始，总是当代的比例最大，总是把古典一再压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成功的古典又可以造成思想和文化价值的递增，以几何积数辐射开去。
试问：我们在哪些方面能够递增？在深入人们业余生活的深度和质量上？
不妨再问：今日梨园出“角儿”了么？他们收入如何？他们有“自己的”戏班了么？有新的流派了么？有“自己的”传人了么？
是否有了能流传的新戏？票房票友唱你的新戏么？怎么去推出新戏？新戏的存活率如何？
旧戏改好了么？剩馍应该“好吃”——这应当是个规律，至少在古典艺术当中。
“三并举”究竟是艺术的产物，还是政治的产物？有可能长期坚持下去么？
用办“京剧节”的方法振兴京剧，能够有效么？
设想，如果梅兰芳还活着，会对“十旦九张”怎么看？
设想，如果裘盛戎还活着，会对“十净九裘”怎么看？
是否应有行当间、流派间的横向比较（比四大名旦评分表更深刻的研究）？
梨园文化程度增长了么？戏曲文化和书本文化结合好了么？
专业演员是否和票友的交流有新发展？是否有了相对封闭和深厚的东方智慧保留层？
票房活动可有新样式、新功能、新能量、新深度？
京剧影视制品的数量、质量如何？
口头文化与印刷文化、电视文化是否互补？各方面的主动性如何？实效如何？
在眼前的新时期中，在未来的新新时期中，“梅兰芳”——会越来越成为古典文明的代名词。当日那位“个体的”梅兰芳已经很遥远，但古典——经典集体当中的梅兰芳却应该“远看”。
“远看”是一种文化的态度和有效的态度。
古典文明，严格说是一种更高级的文化生态。它可以抵消目前威胁着人们的严重危机，让人们不再穷奢极欲地追求物质文明，而让精神文明与之达到相对平衡。
建议国家站在古典文明单项的立场上，为京剧等门类的艺术，也做一些五年计划、十年计划。目的是研究艺术的不同的阶段性，如何能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吻合一致起来。但是，大与小发展的不同步是绝对的，因此协调其间的矛盾，就成为一个历史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