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的研究，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比如关于“文化名门世家”的讨论，日益受到重视。黄兴涛在为“文化名门世家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写的《序》中说，如果我们将视线定格在晚清以来的文化界，会发现在一个个熟悉的、响亮的名字背后，往往存在着值得重视的家族文化纽带。“这种背景就像一根根银线，把一个个耀眼的文化明星和学术巨子们贯穿起来。”并认为，“挟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学术名门进行专门考察，除了能更好地认识那些成就非凡的文化名人，他们的文化贡献及其所涉及的文化领域之外，还能有助于了解其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和文化时尚。”
诚然，“文化世家”是晚清以来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现象。可是，由于清末民初以来的学术文化，正经历着从传统的家学渊源、私家授徒到现代学校教育和学术传承的转换。因而我们同样会发现，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个学坛明星，往往也是与学术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学术名门”。比如胡适，他用那“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学术思想?将衣钵传给了傅斯年、顾颉刚、吴晗、罗尔纲、唐德刚等现代中国的史学大家；顾颉刚呢，他１９２３年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浸染了一代学人，罗根泽、刘节、杨宽等学者，甚至老一辈的吕思勉先生都纷纷加入疑古辨伪的行列，这就是蜚声士林的古史辨派。他更善于识拔奖掖青年学子，于是培养出了谭其骧、何定生、童书业、杨向奎、朱士嘉等学者；如今，顾颉刚的弟子们又各自带出了自己的学生，支撑着当今的中国史坛。顾门弟子葛剑雄最近在接受采访，谈到其业师谭其骧时不无自信地说：“谭先生在世时经常对我们说，他希望我们能超过他，……在某些领域，我的工作应该说已超过或者发展了谭先生的工作，我们这些学生现在在整体上应该说已超过了谭先生的学问。”（薛原《谨记嘱托，聚薪传火——记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载《书与人》２０００年６期）显然，这样的学术师承圈也应该纳入学术史研究的视野。
梳理学术师承圈对于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一方面，有益于彰显学术大师们在学术地图上所占的比例与地位，给他们带来荣耀。１９４３年，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初版，胡适后来在致罗尔纲的信中说，这本小书带给他的荣耀，比他得到３５个名誉博士还要光荣。１９５８年１２月，胡适还将该书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自费印刷作为自己六十八岁生日对贺寿的人回礼之用，可见该书在胡适心目中的地位。王学典和孙廷杰合著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版）也以大量的资料佐证“在民国的史学界……长期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顾颉刚”，“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中国在各大学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的图景。
可事实上，在不同的学派手里，学术地图的边界毕竟是不确定的。因而，梳理学术师承圈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启迪后学者，彰显先贤们的治学方法、道德品性和人格精神，展示学术文化是如何在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