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漱溟先生的次子梁培恕的大作《多些肯用心思的人》?《读书》２００１年第３期?，深受教益，更为作者尊重史实的精神而感动，因而浮想联翩。
《中华读书报》刊载的《梁漱溟作诗否？》和《文汇读书周报》刊载的《梁漱溟——否定“文革”第一人》两篇文章，涉及梁漱溟先生的两件事，一为流传梁漱溟先生做过两首语带讥诮的诗，其中一首批“文革”，一首评郭沫若，文章作者陈章先生对此提出质疑。另一件事则更宏大而复杂些，梁漱溟先生曾反对将个人（林彪）的名字写入宪法，“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先生不怕受围攻，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拒绝批孔。他在日记中对冯友兰先生的批孔文章评论为“可叹”，次日日记中又写道：“夜思索孔子评论问题，当从理智理性二分法入手，证明中西文化之异，而论定其功罪。”由这样几件事，文章作者史锐锋先生得出结论为梁漱溟先生是否定“文革”第一人。
说实话，无论流传的那两首诗也好，或者率先否定“文革”也好，都是出于对梁漱溟先生的独立人格和思想的赞颂。然而作为梁漱溟先生的直系亲属的梁培恕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对流传的两首诗，梁培恕先生明确地说：“我设想，两位诗作者有意见要表达，为求流传得广些，托名为先父所作。但那效果恐怕是事与愿违，因为陈章先生就不信。”并且真诚地说：“这次是《梁漱溟作诗否？》的作者陈章先生感动了我。”对于赞扬梁漱溟为否定“文革”第一人，梁培恕先生写道：“至于先父是否为否定‘文革’第一人，我想，他未见得是。史锐锋先生这样说，分明出于好意，我却否认之，原因无他，尊重事实最为要紧。美誉若非事实亦不当受。”梁先生深感“大家对先父怀有好感而很不了解他”，在对上述二事作了说明后，又从根源上展现一个真实的梁漱溟的思想脉络。譬如梁漱溟先生为何生平不作诗？说清了来龙去脉，使读者不仅知道那两首诗不可能是梁漱溟所作，而且了解到梁漱溟年轻时的读书偏激处，后来由佛而儒，从儒家肯定现世生活的观念出发，才改变了他对作诗、唱歌、跳舞的看法。关于率先否定“文革”之事，梁培恕写道：“可以有把握地说，他赞成发动一场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运动。我们许多人是因听毛主席的话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则不同，是依自己的一个分析，认为俄国人?前苏联?已显见丧失了革命的高度自觉，他们是不免要走回头路的了。同时认为，如果中国人丧失高度自觉，也会走回头路。”只是“后来先父看懂了，毛泽东是避开正常程序从群众运动清除一批人，再后来又看懂了有一批人借‘文革’之名窃权窃国。这后一个认识是我们许多人所共有的，只是时间有点差异。所以我不觉得他率先否定‘文革’”。对“文革”期间梁漱溟先生的几件奇事，梁培恕也一一作了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分析，认为“人们的注意力，没有放对地方。”如反对把林彪的名字写入宪法，梁漱溟认为，这不合制宪本意。但是，他这样说完全没有中国也该像西方国家那样在宪政体制下治国的意思。他认为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革命政党，可以开创适用的政治体制。“他赞成以革命精神干革命事，干什么就说什么。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恕我直言，发表这个意见之所以值得尊敬不在于否定‘文革’。”确实，如梁培恕先生所说，十多年来不少出版物提供给社会、提供给读者有关梁漱溟先生的信息只是：“此人敢于直言，此人曾受打击，此人关心民瘼，此人乃当代儒家……公众对此人倘所闻惟在此，自然就只在这个范围内打起转转来。有感于此一现状，谨祝愿多些肯用心思的人”。
梁培恕先生的愿望极真挚，要求也可谓高矣。其实，能做到“尊重事实最为要紧”这一点已实属不易了。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去世的领导人或名人的子女撰写的回忆文章和书籍，其中一些颇具文史价值，比较客观而真实地记载了传主的生平，不为尊者、亲者、贤者讳，既有叱咤风云的创业壮举，也有各自的人生败笔，这并不损伤传主的形象，读者只会感到真实、可信、可敬、可亲。如彭小莲女士撰写的《他们的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３月第１版?，书中以独特的叙事结构，从人性、人情角度对其父母彭柏山、朱微明的描写十分动人。彭柏山这位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２４军副政委、胡风集团冤案中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一生经历可歌可泣。他晚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写完了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１９８０年此书历经磨难终于出版了。对于父亲的这部倾注了他巨大心血的遗著，彭小莲冷静而客观地作了介绍和评价。她如实记下了父亲的挚友王元化先生的话：“你爸爸的《战争与人民》是一个败笔，一点意思都没有，写它干什么。”王元化为出版彭柏山的这本书而奔走，但他一点不含糊地对彭小莲说：“唉，你父亲干什么去写那么一本书呢？……文学的价值，还是写人……他如果能把自己经历的一生，非常真实的，点点滴滴，详细地写下来，那留到今天，会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作品。”彭小莲替父亲感到委屈，感到窝囊，那是在什么日子里写成的啊！她到处打电话找人倾诉，“似乎在诉说的过程中，我可以找到一份足以解释的理由。”但是，她没有找到。承认并写下这一点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彭小莲写道：“我始终找不到任何理由来维护父亲的作品。深夜，当我扪心自问的时候，我清醒地知道《战争与人民》无法和他早期的作品比，这是他败笔的形象，竟然为了这本书，爸爸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彭小莲并不是轻易的地全盘否定父亲的这本书，她进一步思索，进一步阅读，她从很多概念的措词、描写中看见了父亲在字里行间“那一份坦然和安宁的心态”。“他只是把《战争与人民》作为一个信念，一个活下去的信念，一个为自己活着的借口和理由在写，他写得非常投入，而且是真诚的。看到后面，人物也变得复杂了，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身份和背景，书里的人物有他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有他自己的生活经历。”“现在想来，元化叔叔的这一批评，包含着太多的理想愿望。他是在今天说这个话，他没有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命运犹如一个无法痊愈的伤口。他们呆在那里，从一个痛苦到另一个痛苦，从一个失望转换为另一个失望，他们无法挣脱。他们，正在走向从未见过的尽头，他们自己命运的尽头。”作者这样裸露心声，既不为亲者讳，又充分尊重当时残酷的历史背景，如此真实而深沉的剖析，怎么不打动读者的心灵呢？
这样的例子不只一本《他们的岁月》。罗点点著《我的父亲罗瑞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４月第１版?，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真实纪录了罗瑞卿的戎马生涯和遭受的残酷迫害，以及子女们大起大落命运的故事。书中有这样一段细节描写：“九·一三”事件后，罗瑞卿被软禁在解放军三○一医院，处境稍有改善，监视他的战士撤走了，女儿罗点点可以陪伴他生活了。有一天，他发现走廊的另一端一间病房门前摆着屏风，坐着一个卫兵看守，窗户上糊着报纸，悄悄问女儿：“那里面关着谁？”女儿说：“听说是彭德怀。”罗瑞卿说：“一起关了这么久，原来是他”。罗瑞卿感到一种委屈。罗点点真实地写道：“过了几天，爸爸在一次走廊散步之后颇有些伤感地对我说：‘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作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这是一位忠于毛主席的老战士对他的忠诚不被承认的痛苦与愤懑，在如此的逆境中还认为自己比彭老总要忠诚于领袖。这一心路历程的袒露，是符合罗瑞卿同志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真实思想的，从而促使读者对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原因作更深层次的思考。罗点点的书中还写到，后来，罗瑞卿听说彭老总患的是癌症，病得很重，罗瑞卿摇摇头说：“怪不得吃不下饭。”又停了一会儿对女儿说：“你知道吗？这个人是没有孩子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他。”女儿罗点点说：“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看，也许根本就不许看。”罗瑞卿脸上现出难过的神色，愤愤不平说：“死了也不准看吗？”罗瑞卿已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中重新考虑他和彭老总之间恩恩怨怨的关系，但是，历史没能给他们俩重新互相沟通的机会，不久罗瑞卿释放回家，彭老总则在三○一医院的这间病房里孤独地离开了人间。罗点点的笔触是沉重的，却是十分犀利而真实的。
相比之下，笔者也读到一些回忆文章，有亲属、子女写的，也有老战友和部下写的，虽然有些章节写得较好，但令人遗憾的是“为尊者讳”的痕迹太重了，在功绩方面说得过分，而对传主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错误和缺点?有些是众所共知的?躲闪回避，有的甚至不惜歪曲史实加以种种辩解。这样做实际上是帮倒忙，读者并不买帐。文章千古事，是要经受历史检验的。
还是回到梁培恕先生的文章中来，他说得朴实而精辟：“原因无他，尊重事实最为要紧。美誉若非事实亦不当受。”此话代读者吐出了哽塞在喉间的想法。写传记文章要实事求是，说来简单，做起来实在大不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