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所体现的仁爱精神，杜甫的仁爱渗透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而且表达得十分完美，能给读者以长久的感动，因此，梁启超赞美杜甫是“情圣”。我体会这个“圣”字不仅仅是完备，还有“圣洁”之意。
杜甫的仁爱之情像儒家“爱有等差”一样也是由近及远的，这一点从社会学上说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反映了情感的投注也像认识一样是由近及远的过程。这种“爱”比西方文化中由宗教神学出发的博爱更好理解，更具有可操作性。
杜诗给读者留的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儒家除了大谈“夫妻有别”和“夫为妻纲”以外，关于丈夫如何对待妻子，孔孟谈得很少（很奇怪，孔、孟都休过妻）。孔子说过要“敬妻子”（这个“妻子”是包括儿子的），这是从“妻子”在宗法制度中的位置来立论的。而杜甫的仁爱精神应该说是始发于妻子（根据“由近及远说”，妻子距自己最“近”）的，因而其作品中涉及到妻子的篇章就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诗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顺境少，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穷困、衰病、奔走、逃难，接踵而至，几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杨夫人在饥寒交迫中担负起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杜甫笔下的妻子是那么可亲可近、可爱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献精神，这里的“敬”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更不是令人产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宾”，而是表达了杜甫对妻子歉疚之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竿”（《江村》），从这样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象，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处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些兴味时的喜悦之情。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诗人对妻子的爱。
唐代是个浪漫的时代，诗人的生活则更是如此。唐代著名的诗人当中很少有像杜甫这样终生与原配妻子厮守而不旁骛的。但是杜甫又不是那种“丈夫正色动引经”的迂腐的角色，“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月夜》），这是杜甫心目中妻子美丽的形象。《北征》一诗更是借写小女儿顽皮，调侃久别的妻子。杜甫的这些诗篇把儒家的道德情感表现得极富温情。
杜甫描写友情的诗章尤为动人。朋友是儒家伦理中所关注的“五伦”之一，与其他“四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比较起来“朋友”一“伦”更富于“平等”的特征，因为前“四伦”几乎是不可选择的。
杜甫的朋友大概可分为两类，一是身份与杜甫大略相同的文士诗人；一是没有文士诗人身份的普通朋友。杜甫的交游很广泛，开元、天宝时期有成就的文人才士大多与他有往来。其中最重要的是李白。
在杜甫写给李白与怀念李白的诗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间最美好的情谊，它与古代“管鲍之交”的传说相比也毫不逊色。李杜之间的来往没有丝毫的势力和功利的的成分，纯粹因为互相欣赏而铸成了他们终生不渝的友谊。李白晚年，由于参加了永王?幕府，被唐中央王朝所疾视。“世人皆欲杀，而我独怜才”（所谓的“世人”是指有影响力的官人与文士）。此时的杜甫虽然也在朝廷任职，但他对李白的认识和友情没有随着朝中的舆论而改变。杜甫写诗为李白抱不平、为他剖白辩护，并向世人呼吁。杜甫的《梦李白》二首，是怀念李白作品中最杰出的篇章。诗中不仅写出了对友人的思念，更表达了他对李白的理解。如“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可以说是悲剧人物李白的小像，其中饱含着同情；“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是李白一生的定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李白是幸运的。
杜甫写到他的第二类朋友时，多是描写这些朋友对他的关爱和无私的援助。读杜诗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杜甫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朋友帮助他，他生活在关爱之中。如病卧长安时，有一位叫王倚的朋友曾热情地招待过他，为此他写了《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诗中热烈歌颂了穷朋友之间相濡以沫的深情；战乱之中，他偶然遇到老朋友“卫八”，受到热情的款待，他写了《赠卫八处士》。这首诗描写了在一个沉沉的暗夜，为温馨友谊的灯光照亮生活的一角。又一次，杜甫全家逃难山中，遇到大雨，饥寒交迫，狼狈不堪，当深夜路过彭衙，来到朋友孙宰家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
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
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
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
众雏烂漫睡，唤起?盘飧。
儒家创始人把朋友列为人际关系中的“一伦”，但是他们除了谈到交友的原则是“朋友有信”和朋友之间要互助外，并没有作更多的论述。杜甫不仅以友谊作为其作品的重要主题（这几乎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永恒的主题”，其重要性可以等同于西洋诗歌中男女爱情的主题），而且用极富感情的诗句为读者展示了友谊所应遵循的原则，如互相尊重、彼此理解、经常往来，在心灵深处为友人留下一个位置，并且常常用思念去填充。后一点也很重要，因为眼前许多不能或缺的事情都可能把这个位置挤占掉，以致于一个人终生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朋友。可以说杜诗中描写友谊的作品大大丰富了儒家这一伦理。
其实，“五伦”不足以概括人际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例如对有接触又达不到朋友程度的人们如何对待？台湾伦理学界提出“第六伦”，讨论如何对待在日常生活中偶然遇到的人，这也是儒家伦理所未触及的。杜甫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的。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忘“爱人”之心，并付诸实践，这是很难的。读杜诗时感到最难得的，是杜甫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过着“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寓同谷县作歌七首》）的日子。然而，在这个时期写的二十首纪行诗中处处可见诗人对其他不幸者的关怀。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他看到在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年之后的读者。诗人在过嘉陵江经水会渡时，船夫的勇敢和撑船技术的高超引起他赞叹，也关切着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这种精神贯穿他的后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
这种仁爱精神使得他与邻里乡人多能和睦相处。《又呈吴郎》是一首写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对那位“无儿无食”的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而且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格的尊重：“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只有深入其心，才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
宋代理学家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提出了“民胞物与”的命题。这个命题的精神实质是泛爱一切人和物，在原始儒家那里，这个精神实质是没有受到重视的。杜甫的创作里贯穿着“民胞物与”精神。诗人认为应该这样理解自然：“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秋野五首》）万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早行》一诗中写道：“飞鸟数求食，潜鸟何独惊！前王作网罟，设法害生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对于动植万类、特别是对其中不能抵御弱肉强食的弱小者，杜甫是充满同情的。诗人对食鱼者说：“鲂鱼肥美知第一，既饱欢娱亦萧瑟。君不见朝来割素鳍，咫尺波涛永相失！”
杜甫有时也有矛盾。这在《缚鸡行》中有深刻的表现：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
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鸡和虫都是生命，不是这个死，就是那个亡，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诗人为这个解不开的矛盾而痛苦。《易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的传统就是重视生命的，认为生命是天地的恩惠。儒家伦理观念又是感性的。因此，人为地终结自然界中的任何生命都会激起儒者的恻隐之心，并认为是有悖于恕道。在孟子看来这点初始的“不忍之心”，虽然细微，但很重要。它是人们能够接受儒家思想意识和“仁政”学说的基础。杜甫不仅有这样的情感和意识，更重要的是他还用如花妙笔把这些转瞬间产生的、也可能转瞬间消逝的情感和意识记录下来，用它去打动千秋万代的无数读者。
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句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郭沫若说：“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会冻死呢？”（《李白与杜甫》）这种批评是很可笑的。杜甫要表现的也不是一种许诺，而是在困难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说这种想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是啊，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正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诗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体验与共鸣、才能感动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们关注的善念——仁爱精神用充满感情的诗句揭示出来，并传达后世的读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灵魂得到升华，这是诗不同其他一些揭露性文字意义之所在。因此，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震撼的力量不单纯在于他对世上苦难的揭露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抨击；更在于他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满怀善意地描写它，希望它能发扬光大。即使像“三吏”、“三别”这些具有强烈揭露性和抨击性的作品，也在展示苦难的同时歌颂了生活于苦难中的人们相濡以沫的深情，说明了普通的老百姓也没有因为苦难而变得麻木。
我们说杜甫善于发现和揭示人人皆有的善心善念，但也应指出杜甫的情感是比我们这些普通人细腻、丰富，他感受到的不一定我们这些普通人都能感受到。例如，杜甫曾经游历过的风景，当再次去时，感情就不一样了。他在《后游》一诗中描写再度游修觉寺的心境：“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为什么“曾游”、“再渡”就与初来不同呢？人的感情仿佛是自然界的甘霖和雨露，给万物以“润泽”，寺庙与小桥有过诗人的投影，所以当他“重来”时才感到分外亲切。对于自然风景缺憾，杜甫也有极敏锐的感受，“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更愁人”（《曲江二首》）。只要出现了一片落花就使得春天不再完整，这种细腻感觉就是儒家说的“智”。“智”是仁爱的基础，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不择仁而处，就是不“智”。没有“智”，也就是没有感觉，换句话说就是麻木不仁。我们从生活中也会体会到，对他人痛苦没有了解的人，就谈不到“爱人”。杜甫对他人痛苦的体验是极深的，并能很准确地表达出来。例如《新婚别》新娘子身份的尴尬：“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垂老别》中被征发上战场的老夫妻之间的互相怜悯与安慰：“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杜甫一会儿是老父，一会儿是老妻，分担着两位老人的痛苦。
研究中国士人史（或说“知识分子史”）的一些专著中很少专门论述士人的性格形成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考察士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后果，必须对于士人的性格有深入的了解。自汉代以后对士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首推儒学，其次是道家、佛家、纵横家（社会动乱时期纵横家对士人影响尤大）。当然，不同的时期、在不同人物的身上各家影响有深有浅，不能一概而论，但总的说来还是儒学较其他学派对士人影响大些。唐代后，儒家对士人的影响又增加一个渠道，而且是影响力极强的渠道，这就是杜诗。
唐代的儒学，历来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唐初官方主修的“五经正义”；一是所谓的“中唐儒学复兴运动”。后者代表人物就是韩愈、李翱。唐初孔颖达等人所主持修官书只是汉代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经学的总结，并为士人提供了一套为官方认可的五经注本。主持者们对儒学没有什么重大的发挥。至于韩愈，虽被苏轼称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文公庙碑》），但这是太超过实际的赞颂。韩愈的文章写得很好，又强调“文以载道”，因此，人们就误认为他于儒道有所得，甚至把他看作宋学的先驱。实际上，韩愈对于儒学的精髓很少有深入的理解，并热衷于世俗的利益，对于儒家倡导的超世脱俗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什么体会。他论述儒道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是很粗糙的。所讲的都是表面的条款，而对其实质没有什么阐发，很少有理论，更没有打动人的情感力量。其“天刑人祸”说，也不过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翻版。原始儒家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并以提升人性和重人情味为学说的核心，而韩愈只知有君，不知有民，其主张有的是“与民为仇”的。为了维持当前的社会秩序与文化秩序，对于其他价值都采取了绝对排斥的态度。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谈到的韩在文化史上的六点贡献，有关儒学就两点，一是宣传“道统”，一是维护“道统”。然而他宣传与维护的又不甚合孔孟之义，还对原始儒学作了许多歪曲，那么其所“维护”和“宣传”的就不过是块招牌而已，与儒学关系不大。宋代理学家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对韩持批评态度者居多。杜甫代表了儒家初创时期的方向，而杜诗代表了唐代儒学的最高成就。
唐人对于杜甫诗歌的成就和价值、特别是其中蕴涵的儒家情怀是缺少认识的。流传至今的唐人选唐诗中，很少有选杜甫作品的。杜甫满怀深情地赞美过当时许多诗人的创作成就，但却很少得到应有的回报。不是朋友们薄情寡义，而是杜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意识和审美风范与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和审美情趣是不合拍的，因此很难被理解，这使得杜甫深感寂寞：“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唐代开国的中坚力量是军事贵族（许多人还带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尚武、建立功业是当时士大夫的人生追求（所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儒学、经术只是那个时代的点缀。
宋代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