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７月中旬，老作家梅娘要去加拿大居住一段时间，就便顺访温哥华，参加卑诗大学特意为她安排的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座谈会。我前往她那小小的两居室话别。闲谈中，她告诉我，她翻译的《中国的光荣与悲哀——评赵树理》?玉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９?一书，出版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高兴并不亚于她。
我知道，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她与赵树理过从密切，有过思想上的碰撞。我编《梅娘小说散文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时，收了她两篇回忆赵树理的文字。那真是娓娓道来，情真意切。此外，我还知道，该书作者日本驹泽大学教授釜屋修，也对赵树理十分崇敬。在翻译的过程中，梅娘与他也成了好朋友。
这些年，我在研究沦陷区文学的同时，一直在留意这样一个课题：国外中国新文学研究史稿。日本的赵树理研究，当然在我的视野之内。于是，我迫不急待索要新作，以先睹为快。
梅娘说，她自己还没有见到。山西赵树理研究会计划在赵树理逝世三十周年之际召开纪念研讨会，邀请她和釜屋先生参加，书在会上首发。如果会议的经费落实，她将在９月间从加拿大直接去大同参加会议。
后来，我得到梅娘先生的信，说会议不开了。年底，她返回北京。得到这本书的时候，已是今年春节。中译本书名改作《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封面的背景是一片沟梁纵横的贫瘠黄土地。赵树理的木刻像置于左上方，头戴毡帽，朴实凝重，活脱脱一位农民。著者和译者的名字，置于其上。在这里，梅娘和赵树理联系在一起。
作家梅娘和赵树理同处一个时代，却分属两个世界。
赵树理?１９０６—１９７０?，成长于晋冀鲁豫边区，与乡土和乡村革命有着不解之缘，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转型”意义的“农民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批判斗争的高潮期中，不幸含冤殒命。
梅娘?１９２０—?，活跃于日本占领时期的东北、北京文坛，曾在异族殖民统治和封建男权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顽强地为女人和女人的生存状态述说呐喊，是长期被冷落的中国沦陷区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沉寂近五十年“复出”后，仍不懈地在新的历史时期执着于“女性书写”。
作为东北巨贾的庶出女，在人伦关系紧张纷扰的大家庭中，幼小的梅娘就已经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和世态的炎凉。还在小学阶段又逢东北沦丧，让她过早地体味到民族灾难给个人、家族带来的痛苦和损失。所有这些，对梅娘的情感、思想以及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她的作品中，出现得最多的人物是战乱中的妇女，往往通过她们的坎坷经历和悲惨命运，以“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浓厚的感情”，展示出女人的不幸和人世间的不平，进而提升到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关注与爱护。历史是公正的。今天，梅娘那些尘封半个世纪的旧作一版再版，从九十年代开始，作家梅娘的文学成就渐次被纳入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赵树理、梅娘两人的年龄相差有１４岁。可是在解放前，两个人的主要作品的出版时间，却大体上相近。
赵树理是壮年成名。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新世界缔造大军的一员，４４岁的赵树理意气风发地从解放区来到北京。此时，他是蜚声文坛的前辈作家，是新中国主流文学的代表，是文化界的基层领导人物。
梅娘可以算作少年得志。几乎在同时，强忍着丈夫意外遇海难弃世的悲痛，２９岁的梅娘携带着两个幼女和腹中的胎儿，急切地从台湾返回即将成为共和国首都的北平。她背负着“汉奸”的历史包袱，以及据说是正在执行中共特殊任务的丈夫死因不明的疑案，决心脱胎换骨，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就是这样两个属于不同世界的人物，在以后风风雨雨的岁月里，有一段时间碰到了一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由赵树理任主席的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没有把梅娘、雷研等一批从日本占领区走过来的文化人排斥在外。梅娘参加的是康濯等人主持的小说组。由于赵树理在曲艺组活动，梅娘与她的接触不是很多。然而，两次近一年的异地邂逅，使她与赵树理有了更为深入的思想交流和碰撞。
由于与工业生产方式及市民生活模式格格不入，赵树理决心走农村的熟路。１９５１年３月来到了平顺县川底村体验生活。第二年４月，以及９到１２月，又两度入住该村，参加了建社、生产、分配、并社、扩社等一系列工作。凑巧的是，当时已调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的梅娘，受命编写有关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系列电影脚本，也于１９５２年春季来到川底村体验生活。在这远离都市的穷乡僻壤，赵树理和社妇女主任一起接待了她。梅娘后来曾用“喜出望外”来形容当时见到赵树理的感受。
赵树理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曾无私地帮助过许多人。从他的身上，梅娘“体会到了共产党人改造天下的豁然大度”。而在川底村的朝夕相处，却使他们都意识到俩人背景的差异。
比如，赵树理要为梅娘做一顶当时女干部最流行的八角帽。梅娘一句“我戴上八角帽，也戴不出共产党员的风采”，使他愕然，从此不再触及此类话题。毕竟，梅娘是留用人员、改造对象。梅娘也在内心深藏着不以为然：男女有别，不愿戴。
还有一件事深深刺激了梅娘。房东的独生子参军七年没有音讯，估计已为国捐躯。梅娘想按照婚姻法帮助儿媳办理离婚手续，开始新的生活。当梅娘征求赵树理的意见时，他表示反对，理由是，这里是老区。的确，像房东儿媳这种情况的人很多。帮助儿媳就等于拆了这个需要有帮手的家，会引起连锁反应。最后，梅娘还是被同样心怀深切同情但无可奈何的赵树理说服了，但心头挥之不去的，是对自己无能的愧疚，是对青春被扼杀的控诉。
这些天翻地覆时代的小插曲，对生命个体而言并非无足轻重。追昔抚今，我们似乎无权责怪谁，甚至也不必作价值判断。也许，只能惋叹历史的有情或无情。
此后，梅娘和赵树理各自走着自己的道路。
在不间断革命的年代里，农民作家赵树理虽也遇到了一些小麻烦，但仍创作了一批较好的作品。
旧文人梅娘则很快沦为革命运动的对象。
１９５２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被认定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遭批判。１９５５年，在肃反运动中因经历复杂被打成“日本特务嫌疑”。１９５７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按一级条款处理，被关进劳改农场。服刑期间，１３岁的二女儿得不到母亲的呵护，在救济院中病死。１９６１年解除劳教，成为无业人员。“文化大革命”使得本已岌岌发可危的的生活航船，一下子跌入无底的深渊：批判、斗争骤然升级；２３岁的儿子因无钱及时治病而夭折；幸存的女儿为向社会表明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离她而去，三年之后才觉醒返回……不过，比赵树理幸运的是，梅娘终于熬到了重见天日：１９７８年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编剧的公职。回首既往，令人喟然的是，在没有固定收入的那漫漫二十年间，梅娘完全靠各种粗活零工，以及个别大胆好心人的
少许接济，维持着这个破碎家庭的生存。梅娘确实从富贾官僚之家的小姐太太，改造成了名副其实的自食其力者。
共和国成立之后，梅娘基本上与文学创作绝缘。新与旧的时代差距与鸿沟，使得一批著名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大门前都举棋不定或改换职业，更不用说沦陷区作家了。梅娘只化名在《上海新民报晚刊》上连载过短篇小说《我和我的爱人》。五六十年代，她曾以各种署名在北京、上海、辽宁等地出版了多种由她改编的连环画、通俗故事，以及她参与翻译的著作。这些已不是原创性的文学创作了。
梅娘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始于七十年代末，两者间中断近四十年。这个阶段，主要写知识小品、游记文、回忆录以及时文。翻译也是她笔耕内容之一，其中，最重要的译作，就是日本学者的这部研究赵树理的专著。
建国初期与赵树理共处的那一段时光，给梅娘留下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八十年代初，当得知此书后，她出于对赵树理的怀念，转辗托人找到一本，迫不及待地翻译起来。用梅娘自己的话来说，“那翻译，不仅是词句上的准确转换，而是每一组遣词，都缠绕着我的苛求：我苛求所有的词语都是最恰当的，不仅符合原意，而且潜含着原书的神采。”之所以字斟句酌、殚思竭虑地推敲，并不是为了扬名，也不是为了稿酬，只是为了“偿还思念”（《赵树理与我》）。
梅娘的翻译，不但在外在形式上力求准确，而且刻意在内容上抓住研究对象赵树理和研究者釜屋修的精髓。对此，原著者和赵树理研究者都作了充分的肯定。釜屋修看了梅娘的译文之后就曾说：他从“译笔中潜含的情愫”里发现，“梅娘对赵树理怀有很深的友谊之情”?日本《中国季刊》１９９４年春季号?。
在几经周折之后，梅娘这部早已交稿的译著，终于在世纪之交得以问世。梅娘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稿酬分文不取。对于早已逾古稀望期颐的梅娘老人来说，这部译著的出版，无疑了却了她的一个心愿。同一个时代曾分属两个不同世界的作家，梅娘和赵树理，在五十年代初的美好会合之后，通过这部译著，又一次会合。赵树理早在三十年前含恨离世，留下了冤屈、疑惑和不甘。时过境迁，这近半个世纪之后的第二次会合，是一种精神上的会合。
漫漫历史长河中，五十年只是弹指一挥间。可是对于人生不过百年的个体生命来说，这几十年的波谲云诡、时移俗易，真可谓沧海桑田。梅娘与赵树理，殊途同归，最终得到了历史的承认。
（《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日］釜屋修著，梅娘译，北岳文艺出版2000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