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怖事件的血腥、废墟与一个个愤怒的面孔，至今历历在目。美国亚洲协会（ＮＧＯ）主席Nicholas Platt作为亲身经历者，在复旦‘林肯论坛’上言及此事，声音低沉，哽咽，几不成语。‘Asufferer should never kknow the intensity of what he endures by the present but chiefly by the pankles after it．’痛定思痛，痛何如哉？而知识分子更应多一分理性的思考和反省。即使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我也不能同意Fareed Zakaria的全部观点，但我还是把它译了出来，中美之间，各国之间需要交流。尤其在这场思考与反省中，交流是绝对必要的。
译者
本·拉登的狂热是一个失败社会的产物，美国的政策指向应不仅在于打败他们，还要帮助阿拉伯世界。
若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恐怖主义分子恨我们？”美国人也许要为这答案费一番思量。“为什么我们关心这个？”如果不加分析，美国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对五千名无辜平民的惨死的愤怒，但是，仅凭愤怒并不足以让我们坚持不懈地投入到那一场注定是旷日持久的斗争。为此，我们需要答案。到现在为止我们得到的都是一些众口一辞的安慰性的话：因为我们站在自由立场上，他们恨我们；我们富裕，他们嫉妒我们；我们强大，他们仇视我们。确实如此，但世界上还有数以十亿计的贫困的、弱势的、受压迫的人民，他们没有把飞机变成炸弹，也没有毁灭自我来杀死数以千计的平民，假如嫉妒是恐怖主义的成因的话，那么好莱坞的贝弗利山，纽约的第五大道?伦敦西区高级住宅区，这些富裕的象征地，也早就会尸横遍野了。这里有一种更强烈的感情在起作用，它超出了被剥夺感和嫉妒心，这种东西能驱使人去杀戮乃至走向死亡。
本·拉登有一个答案——宗教。对于他和他的追随者来说，这是一场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圣战。大多数穆斯林不同意，世界上的所有伊斯兰国家也谴责９月１１日的袭击事件。对于大家来说，本·拉登们属于一伙极端主义分子，他们利用宗教为大屠杀辩护，并且驱使人去自杀。恐怖分子的意识有其独特之处，就像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撒旦，一样可以造出天堂的地狱，也可以造出地狱的天堂，不管他们是不是主张回到无核时代的人，奥姆真理教头子还是布朗奇·戈尔斯坦（他在西伯伦杀死了几十个手无寸铁的穆斯林），恐怖主义者几乎常常错误地把自己怪僻的道德规范强加于全人类的头上。
不同于主张回到无核时代的人，奥姆真理教头子或疯狂的独行者提摩太· 麦克维（大卫圣殿教）那样一种封闭性的狂热崇拜，本·拉登们生长于斯的那种文化加强了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敌意、仇恨和不信任，这种文化并不容忍恐怖主义存在，但是他的精神内核却助长了这种狂热。说阿尔·卡耶达（Al Qaeda）是一个边缘化的团体也许会令人宽慰，但却是错误的。看一下袭击事件后阿拉伯世界的出版物，你就会发现一种并不那么隐蔽的对本·拉登的敬佩之意。这也可以从巴基斯坦的《民族报》看出：“9月11日的事件并不是毫无头脑的为恐怖主义而恐怖主义，这是一种反应，报复乃至惩罚。”为什么美国由于害怕伊斯兰的反应而对事件的处理保持了深深的克制？巴基斯坦将不敢让华盛顿使用它的基地；沙特也会对公开支持我们的想法踌躇再三；埃及要求我们将空袭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问题在于，并不只是本·拉登坚信这是一场与美国进行的宗教战争，而在于看来有数百万的伊斯兰的人民也持同样看法。
这种尴尬的现实使一些西方人拿出尘封已久的文章，以及那些带有偏见的预测：一场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历史学者保罗·约翰逊曾经争辩说，伊斯兰教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不讲容忍和崇尚暴力的宗教。其他一些学者不同意，指出伊斯兰教谴责滥杀无辜以及禁止自杀。通过寻找“真正的伊斯兰”精神或是摘抄《古兰经》中的一些段落不能解决问题。《古兰经》是一本涵义广阔，指意模糊的经典，里面有着诗意的语言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像《圣经》）。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对战争的谴责，也可以找到对暴力斗争的煽动，对忍耐的言辞华美的表述以及对非信仰者的苛责。从这里寻章摘句往往更多告诉我们关于摘抄者的情况而非伊斯兰教。每一个宗教都包含了人性中最美和最恶之处。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基督教曾支持过宗教裁判所和反闪米特主义，但也支持了人权和社会福利运动。
在历史书中所得到的往往价值有限，从十一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到十五世纪的土耳其人扩张到二十世纪早期的殖民主义时代，伊斯兰教经常与西方世界发生军事战争，这种紧张状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在这期间也曾有过若干次的和平乃至互相统治。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直到1950年代还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实际上，有明显倾向的伊斯兰历史学者伯纳德·刘易斯说?很多弱小宗教在伊斯兰的统治下常比在基督教统治下生存得更好，而在最近几十年来都改变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问的相关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如此困难的阶段？伊斯兰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而这些答案要能解释9·11事件，而不是1453年的攻占君士坦丁堡或1683年的围困维也纳。
让我们对广阔的伊斯兰世界内部进行仔细的剖析。世界上很多大的穆斯林国家很少表现出反美情绪。如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曾经听从华盛顿的经济建议，取得了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这种成就一直延续到最近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伊斯兰世界中人口排第二和第三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就曾在融合伊斯兰和现代化方面做出成绩。尽管两个国家都还贫穷，但选出了女性作总理，走在了西方国家的前面。还有土耳其（第六大）建立了一个正在发挥作用的民主体制，还长期是西方的盟友（是北约成员国）。
在伊朗、埃及、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及波斯湾地区复兴了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充满仇恨的，自发生长的反美情绪遍布各地，这就是生长自杀爆炸者、焚烧旗帜以及狂热的毛拉的土地。当我们空袭阿富汗的时候，有的事应该牢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阿富汗牵涉进对美国的袭击之中。它是正在与美国作战的阿拉伯军队的营地。
但是，即使是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怨恨也还是最近以来的事情。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那简直不可想象美国和阿拉伯将要发生“文化的冲突”。埃及的王牌记者默罕默德·赫卡耶尔描述那时的情况，美国的整个图景是灿烂闪耀。英国和法国是在正衰落的、令人憎恶的帝国。苏联远在5000英里之外，它的意识形态也是令伊斯兰宗教所不容的。而美国却从二次大战中崛起，远比以前富足、强大、有抱负。我曾经在1970年代早期第一次到中东地区游历，甚至那时候对美国的印象仍是正面的：飞驰的汽车、希尔顿饭店、可口可乐。但是一些事情在他们的土地上发生了。要想理解中东反美情绪的根源，我们不用回溯近三百年的历史，只要近三十年的事情就足够了。
对于大多数阿拉伯人来说，同美国的关系充满了无奈。当阿拉伯世界长期感觉被欧洲殖民国家出卖的时候，伴随着1948年以色列的立国，他们认识到同美国的关系变得最为重要。在阿拉伯人看来，自己处在殖民地纷纷从西方统治下获得独立的时代，这里却出现了一个大部分由外族组成的国家，而且是在西方支持下强加于这个地区的。自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恶化以及美国在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中支持了以色列之后，这种愤怒加深了。日常关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进行铁拳统治的宣传成为阿拉伯人乃至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对美国仇恨的最重要的成因。他们把美国在该地的政策看作是自私地为自己的石油利益服务，毫不犹豫的支持流氓和暴君。最后，对伊拉克的轰炸和封锁变成了美国的家常便饭。尽管阿拉伯世界很多人并不喜欢萨达姆·侯赛因，但他们还是相信美国选择了一个极不人道的途径与他作战——饿死整个国家的人民。
他们的指控有很多是有理有据的，当然出发点是一个阿拉伯人的立场，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有着自己的国家利益。在我看来，美国对他们最大的罪过就是疏忽大意——我们忘记了让这些国家去开放他们的社会。这种疏漏在阿富汗表现得极为致命。在1989年，美国人从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走开，致使本·拉登和塔利班的崛起。这本不是一个大国该犯的错误，但却成为美国所犯失误中普通的一个。就像F·S·费兹杰拉德解释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各个角色：“他们都是粗心大意的人，汤姆和戴西把东西撞坏了，……就让别人来收拾这一片狼籍。”美国并未在阿拉伯世界胡作非为，但也一直是马虎大意的。
但是疏忽大意还是不足以解释阿拉伯的怨恨，毕竟，应该关注一下问题的中心——巴勒斯坦人，为什么在他们的阿拉伯兄弟遇难时作壁上观？（他们除了约旦之外，不能在其他任何国家定居。而且从海湾国家获得的救济微乎其微。）以色列的确把一百万阿拉伯人当作二等公民，这也是它的民主制度的耻辱。阿拉伯世界的悲剧则是以色列给予一百万阿拉伯人更多的政治权利和尊严，这远远超过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所给予本国国民的。为什么只盯着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怒火，而对那些国家自身不闻不问呢？
阿拉伯人本来就感到委屈，衰落和绝望，如今又在美国人那里受了委屈。毕竟，中国人针锋相对地反对美国许多方面的外交政策，并曾同美国的代理人开战。非洲国家也感到同样的失望与不公平，但并未将其转变为对美国的仇恨。尽管如此，阿拉伯人还是感觉到自己陷于现代世界的围困之中，而美国恰恰就象征了这个世界。由此而来，美国的所有行动都放大了一千倍，有时甚至我们并没有做什么事时，关于我们大国间的以及所谓“勾当”的谣传仍四处流布。大多数美国人也许不相信这样一个谣言是如何广泛地在阿拉伯世界传播：是中情局（CIA）或以色列的摩萨德炸掉了世贸中心，以此为借口来攻击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这就是这些自杀爆炸者所出身的文化。
美国必须制订规划来处理这种带宗教性质的恐怖主义。众所周知，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战争，将有许多战线和大大小小的战斗，我们的军事目标十分明确：“彻底解决阿尔·卡耶达（Al Qaeda），就算我们还不能理解这事件的全部起因，也要同他作战。每个涉案人员，不管是策划还是帮助这次恐怖活动的，都应明白，他将被追查以及受到惩罚。”
政治方面，我们将要明确一个针对后冷战时代的战略来服务于美国的主要安全需要，同时要有广泛的国际共识的确认。这样一来，我们将不得已放弃一些冷战时期的态度，如对多边主义（多极化）的过敏反应；以及不要再坚持认为中国将要同我们进行军事竞争；或是俄罗斯将要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威胁。（十年以来，我们的国防力量用于各种风吹草动，却忽视了我们面对的真正的危险。这种景况将不可避免的改变。）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是实际而富有战略性的。就战争本身来说，我们需要长期的来自其他国家的各式各样的支援。假如我们能够同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合作，那么强大的美国将更容易为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小布什的父亲懂得这一点，由此，他使联合国发动了海湾战争。在国际上的合法性是有助于我们取得胜利的。
文化战略地位也是这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必须帮助伊斯兰国家融入现代社会。这听起来像一个不可能成功的挑战，但是美国——乃至世界都在面临着一个极为可怕的安全威胁。只有阻止其经济、政治、文化的衰落——这是阿拉伯人的仇恨之源——我们才能解决这一威胁。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用了许多战略，使民主制度更富吸引力以及推动社会开放。现在，我们还将在这一层面上做些事情来赢得文化之战。
假如西方能够帮助伊斯兰国家有尊严地且和平地进入现代世界，那将不仅获得安全，它还会改变整个世界。
摘译自《NEWSWEEK》10月15日特别报道《THE ROOTS OF R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