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
这个民族近二三十年的思想历程，被作者放在思辨的火里、经验的砧上、语言的锤下锻打成了一本小书。几年前初读时便感到它的分量。
讲述意犹未尽的当代史不是件容易事，这很像骑在奔腾的马上用绳索套飞跑的野兽，判断要准，出手要狠，要能快刀斩乱麻。作者对《河殇》的分析中，用“空想资本主义”定格了当时的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并且，透过该片对郑和远航所发感喟捕捉到这一思潮后来的演变：
《河殇》提到郑和下西洋，抱怨并嘲笑了当时中国政府对待东南亚和南亚诸国的“慷慨温和”与“谦谦君子”风范，对郑和船队竟没有从事殖民、掠夺和征服痛悔不已，而对日后西方血腥的殖民主义则心怀艳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部分知识分子那里，先前的自由主义立场正在被放弃，一股阴暗的右翼思潮在渐渐抬头。可以说，这正是当代知识分子从左（“文革”时代）经过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新时期十年），再到右（八十年代末叶）的历史行程的表现。
对具体人物、作品的把握，依靠的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洞见。作者这样议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围城》现象：
《围城》并不是一部杰出作品，但的确颇有特色。
这是一幅知识分子的自画像。他们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大背景下，空虚落寞，既无生活的热情，也缺乏事业的寄托，而唯有在智力上调侃所遭遇的一切人、事、习俗、体制、观念……同时自我拆解，自我嘲弄，贯穿着一种全方位的讽刺立场。作品开篇的情景是富于象征性的（小说和电视剧均如此）：主人公方鸿渐初次亮相的舞台，是一片浮动的甲板（法国邮船三等舱甲板）。这是一块不断“漂移的立场”，它没有根基，远离大陆（故土、历史、民众、深情，等等），漂行在一种浮泛的表面上。鸿儒蜕变成犬儒。
《围城》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在二十世纪，自科举制度罢废之后，知识分子们便中断了传统的进入权力阶层的合法途径，而沦为一个松散的“在野”集团，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幡然转向，寻求与广大底层民众结合的道路。因而，他们似乎真的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孤悬在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之间，从而往往孳生着、体味着一种孤立、虚弱和失重的感受。他们既丧失了传统，又偏离了基础，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和意义。于是，鸿渐蜕变成犬儒，冷嘲似乎成为他们的生存之道。
这种种形象、境况、情绪相当恰切地喻指了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状态，因而成为他们的一部新的经典。
对钱氏及其作品的批评，我不曾专门搜集，但也稍稍留心。有人指出他“淹博则淹博矣，不知冲虚为何物”（见《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先生六十年代油印的自家诗集）；有人嘲讽他把小说当杂文来做（八十年代香港评论文字）；有人批评他理论未成体系，终不臻大师境界；最近更有人纠缠他们师友间的陈年恩怨。像作者这样从大处落墨，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指陈其作品的性质与意义，即便在广义的“钱学”文字中也不多见。其他如论人道主义、美学热、文化讨论，如论李泽厚、朱光潜、何新、王朔，条分缕析也好，一言蔽之也罢，大都结实精当，掷地有声。其思想的冷竣，笔墨的沉着，还有那蓝火焰一般纯净燃烧的情感，使人想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意境。
此书出版已有四五年，社会反响可谓杳无声息。这值得玩味。明末思想家的著作，沉埋三百年始见天日，固然是异族统治实施高压的结果，而国家转入承平岁月，得过且过的社会生活有画蛇添足的文化学术足矣，用不着启心开智的思想光芒，恐怕是更深层原因。而我们刚刚经过的一百年甚至三十年，实为两千年来最大变局，天崩地坼，人仰马翻，路则十字，肠则百结，蚌病成珠，思想特别是指向别样生活的另类思想在今天正该熠熠生辉才对。无奈继政治专制主义登场的市场专制主义，对这类东西一样要消灭杜绝，只是不再用切开气管的笨办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通过流行达到垄断，通过时尚进行专政。它以名流明星为条件整编另类思想或立场，让它们在资本主义百年老店前侏儒人、两头龟似的从事特色促销。至于那段反骨，则在与名利的唱收唱付中大化小，小化无。流行需要品牌，品牌需要极端，于是有没有反骨的也都蒙了夸张的反皮往另类收购站送货上门——进去还是女匪样，出来便一派辣妹风采了。
市场专制下另类思想更普遍的命运，是被置于流行的谷底，没有读者，没有听众，言而无声，存而不活，与波峰七色飞溅的泡沫对比强烈又殊途同归。另类思想是否还有别的生路（不徒思想者的终南捷径）？路又能有多宽？则是我阅读《精神之旅》时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
（《精神之旅》，祝东力著，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４月版，１３．００元）
这是部有意思的书。一位社会学教授指点着一帮穷学生，钻进都市的犄角旮旯，为社会的下三路绘影描形——讲的多是卖花的、要饭的、修车的、算命的、制假证的、收破烂的。那些灰头土脸，世纪坛、燕莎大厦、北京音乐厅之类的地方自然谢绝入内。好在社会科学不曾见弃，放他们进入自己的视野，于是读者有机会对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生活多些必要的认识。
关注边缘底层算不上难能可贵。可以说那是社会科学一贯的传统。原因之一很简单：阔人的豪宅从名画到名媛，尽是贵重物品，别说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住进去搞“参与式观察”，就是在街对面多站一会儿，保安都要过来干涉，哪儿像大杂院夜不闭户，你想让它多‘透明’它就能多透明。研究原始部落、工人阶级社区实在有其便利而实惠的地方。也就是说，从研究对象推测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未必靠得住。当然，发心要为李嘉诚曾宪梓做起居注的作家，钩辑徐志摩和众姐妹尤其是林姑娘的风流旧案而略无倦意的史家，硬说他们描龙绣凤的针线里一点不含攀龙附凤的心态，恐怕也是一种冤枉。这些年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人上人的功夫，更多地表现在研究方法——准确地说——架式上。比如明明三言两语就能讲得一清二楚的简单事理，他非得摆布成电子管线路图一样的东西，还要几哩咕噜招来一群海外的死鬼。记得多年前听一位小头锐目的学子谈成才捷径，说应该把观点都写进注释里，因为大家泰斗全这么干。如今学子长成学人，草民化作精英，经济也由计划而市场，出人头地的方法论自是与时俱进，花样翻新，早不止概念、方法以及表达上的装腔作势了。
作为社会“学”著作，这本《都市的角落》竟然朴素得像新闻追踪报道，而且作者也甘于或乐于为营造有关都市的知识大厦运砖备料。在奸商辈出的文化学术界，这种老实与自信特别值得提倡。白菜汤就是白菜汤，用不着按事六钱、理七斤的流行配伍，锣鼓喧天推出什么“青龙过海”。正派的劳动者，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大概都是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离求真近而距学术远。求真与学术之间，我老觉得有点像贾宝玉所说“女儿”和“婆子”的关系，意思似乎差不多，意味却完全不同。一位双手捧着干干净净的知识以及用它服务社会的热情。另一位怀里鼓鼓囊囊恐怕就不只那两样了：油水、风头、关系、诈术、黑社会——因为隔着布，说不清还有些什么。
（《都市的角落》，郑也夫编，城市出版社，2002年5月版，2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