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比尔·布赖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背着旅行袋横越欧洲，去寻求启示、啤酒和浪漫。二十年后，他故地重游，写下了《欧洲在发酵》（Neither here nor there---travels in Europe）。这本书出版后，大获好评，甚至被誉为“一个奇迹”。《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称布赖森是“一位用谐谑之眼观察入微的作家”，《费城询问报》说他“能够从冷黏湿的睡袋中扭拧出幽默”。《泰晤士报》则总而言之道：“比尔·布赖森是目前活在世上的最有趣的旅游文学作家。”这后一句话说得有些保守了。像布赖森这样的选手，的确当得起“独一无二”的评价。难道我们还奢望有第二个比尔·布赖森吗？
旅行本来该是一件无拘无束、轻松快活的事，但却常常被披上一层莫名其妙的外衣。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用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享受旅行的快乐，而是千方百计去寻找所谓的雄奇瑰伟，所谓的清幽雅静，在出发之前就预置了一个明确的主题。外在景象并不总是与期望合拍，于是就会抱怨和懊悔，觉得不值得千里迢迢自讨苦吃。我们的旅行经常被别人的经验牵着鼻子走，而缺少自己的独特发现。一双晶莹剔透的眼睛大概还不如脚底的鸡眼看得更为真切。恐怕没有谁这样写过罗浮宫：“整座罗浮宫里其实只有一幅我特别想看的画。……这是一幅描绘两名贵族女子的肖像。吸引我视线的是这个：其中一个女子自然随意地——你甚至可以说是漫不经心地——把她的手指插到另一个女子的……”不雅，不往下引了。他的旅行伙伴卡兹更是不可思议，“这个家伙在踏入罗浮宫的十五分钟后，就惊恐万状地哭喊：这个地方除了图画和狗屎之外什么也没有！然后就沉着一张狗脸直接奔向咖啡座，表示他只能等我三十分钟，要我绝对不许迟到”。这可是在罗浮宫，言谈举止总该多少有点顾忌吧？然而没有。这样的旅行者不仅让人解颐，而且让人解气：不就是罗浮宫嘛，我要看不出什么妙处，当然也就不必跟着瞎起哄啦。套用一句现成话，这叫作没有在旅途中迷失自我，保持了主体意识。布赖森说：“如果你把旅行视为一连串的偶发冲动，它会变得更加有趣一些。”那种“处处有惊喜的不确定感”才是旅行真正动人心弦之处。
中国的旅行作家可能是文化含量最高的。古代的纪游文章多写得花团锦簇，然而却往往附着身世之感，少了就事论事的洒脱。谢灵运一族又是一番境界，触目所见毫无例外都暗藏玄机，所以不叫游山，而叫游玄，随便到什么地方看看，非要得出“近的地方人来得多，远的地方人去得少，而好看的东西多在远处”这样似乎大有深意在焉的结论，不然旅行好像就不完满。到一部《文化苦旅》问世，旅行成了极其神圣的事情，担负着悼古伤今、鉴往知来的使命，塌墙破庙，衰草荒冢，一经其手，即刻变得神乎其神。丰富的内涵，深厚的底蕴，还有那样才高八斗的表达，直让读者看得心惊肉跳目瞪口呆，从此怀疑起自己做一名旅行者的资格：这么好的地方，我去了，岂不糟蹋了哉！这种注重大体验、忽视小感受的旅行观，就远不如布赖森来得亲切。对于大多数修养一般而
又想出去转转的人，还是布赖森的方式较为合适。
布赖森是一位能从细微之处发现乐趣的旅行者，但也实在是一个“不幸”的旅行者。他从欧洲最北端出发，一路走到伊斯坦布尔。虽然所到之处都是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地方，他偶尔也会迷恋某处景物，或为一件小事感动，但更多的时候，他的遭遇却实在是悲惨。一路上，汽车司机、餐馆侍者、旅店老板、售票小姐、厕所服务生，甚至电梯、座椅以及一张好像十八世纪就放在过道里的破桌子都成了他的对头，好容易碰上个热情洋溢的人，还是一位企图让他在片刻之间改变信仰的宗教狂热分子。读《欧洲在发酵》，我疑心天底下的坏人坏事都被他赶上了，是接二连三的不如意连缀成他的旅途。要换了我们，即使不想着去投诉也早就气急败坏，骂开他娘了。难得的是布赖森好像多少有一些受虐倾向，就是在不胜其烦、暴跳如雷甚至心如死灰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享受这些偶发事件所深藏的乐趣。他以盲目的乐观，举手投足间就“将屠夫的凶残化为轻轻的一笑”，真是一流的功夫。对他来说，旅途中每个瞬间的每个细节都可能蕴藏着令人兴奋的因子——说不来正是这些才让他自始至终一直兴致高昂，《欧洲在发酵》那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叙述姿态说明这个美国佬还在没完没了地咀嚼、品味那别有一番滋味的快乐！我们说，这就是装在旅行袋里的智慧。
旅行也许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但的确需要一些小智慧。一点达观，一点敏锐，一点机智，这是旅行的必需品。所幸喜欢旅行的人并不太缺乏这些，欠缺的可能仅仅是布赖森如此正确的态度和他别具特色的风格。
“我搭乘全世界最缓慢的一班列车前往佛罗伦萨。它就像一名华年老去的赛跑选手，颠颠簸簸地慢慢穿越意大利的乡野。”布赖森又在路上了，谁知道他还会有什么奇遇。他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其实这也并不稀奇，因为每个旅行者都是独一无二的，假如真能在意自己的感受的话。
（《欧洲在发酵》，比尔·布赖森著，彭倩文译，海天出版社2002年1月版，1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