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习中哲的，“西学”我是门外汉，因此在会上未敢置喙。事后倒是想了一下，会议之所以开得如此热烈，大概是出于对旧译者贺麟先生与新译者属师生之例的传统礼赞，抑或是出于对新译初稿悬置近二十年的现代感慨，或二者兼有，或别有来由，不得而知。在我看来，这是对名著新译的尊重。
尽管我国在“宪章文武，率由旧章”的阴影笼盖下，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旧习，但仍掩不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开放胸襟。即以译事而言，历史上也曾有过几起轰动朝野的盛事，如唐代玄奘译佛经，李白译外交书都受到天子的褒扬。如果编一部译史，应该是耐读的。毋庸讳言，在“中国本位”的主流意识下，这只是吉光片羽，以至于后来出现了清代杨光先这样的极端言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连戴震这样的大思想家也支持“西学中源”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新学”的兴起，是一大转折标志，鲁迅的出现成为“现代性”启蒙的象征：“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而是独立支撑的大树”（毛泽东语）。这不仅表现为匕首般的杂文，也凸显在“拿来主义”旗帜下的翻译。《关于翻译（上）》、《关于翻译（下）》、《关于翻译的通信》、《论重译》、《非有复译不可》等多篇论文，以及“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甘当“窃火”的普罗米修斯、“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走入新梦”等口号，都使人耳目一新。尽管林琴南是“复古派”的旧人，鲁迅也赞扬他不懂外文却孜孜不倦翻译近二百部西方小说传达给国人的“新声”。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而且益智”。鲁迅特别强调“重译”或“复译”：一是击退乱译本，二是在较好的译本的基础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他说：“语言跟着时代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译本，七八次何足为奇”。他自己也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论著，也写了许多文章介绍外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是其论文《文化偏至论》介绍的众多外国哲学家之一：黑格尔是“主智派”、“能移客观大世界于主观之中者”。
鲁迅倡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质诸今日，不也仍未过时吗？！因此，适逢《逻辑学》新译出版之时，略予回顾历史，重温鲁迅，瞻望未来，就不是多余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