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搜罗旧外文书的兴趣，因此产生些好奇；比如这些书是怎样流到中国来的？是传教士还是留学生？搜罗的范围广了，也就兼及海通以来国内出版的外文书籍。久而久之发现，这些书大抵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从前读近代文学史料，碰到过《莎氏乐府本事》和《海外轩渠路》之类的书名，以为这些都有完整的译本；等我搜罗全了二十来本商务印书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英文注释读物”才发现，这些书原来只有中文书名，并没有完整的译本。我一开始注意搜罗的“商务”出版物仅限于此，囿于狭隘的文学偏好。曾经在哪本杂志上读到香港某翁喜欢搜集各种字典，号“五百本富翁”。当时并没作何想。回过头来一思量，我的老字典收藏超过五百本，发端竟是在这里。因缘际会，以很低廉的价格得到“商务印书馆”草创时期的《华英字典》，由此不可收拾，搜罗了数十种商务出版的各种英汉汉英辞典。从此对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刮目相看、情有独钟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居然成绩不小。林琴南翻译的《吟边燕语》（收入商务光绪年间出版的“说部丛刊”）我以前只在文献类的书籍里见过，居然让我以一本新书的价格买到了。价格较昂的有《马哥勃罗游击导言》，但终究抵挡不了老商务的魅力，还是用五十本书的代价换来了。陆续找到一些非主流的商务出版物，比如“北京师范大学丛书”《游戏专论》（我得到的这本还是燕京大学图书馆的旧藏），“职业教科书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投资算术》，“中华学艺社”《定量问题》，可见商务当年出书之多之广。
杨扬著《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版，定价１５．８０元）有陈思和的“序”：“商务印书馆那样的民间出版机构对现代文化建设的贡献和张元济先生的个人魅力，一直是我所认同的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榜样。”张元济的名字在抗战前几乎就等同商务印书馆。他创办的“东方图书馆”被日寇一把火烧了，连同“涵芬楼”的旧藏。到现在写《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定价２１８．００元）和《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２月，定价１５０．００元）的人带着朝圣的心情写这个“图书圆明园”的被毁，就像丰子恺喊“还我缘缘堂！”杨扬自己在“引言”里也说：“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业的兴起，我们简直难以想象，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近代中国出版业兴起于上海，“一开始就与外国传教士的影响有关”。１８４３年英国传教士麦都士在上海建立印刷局“墨海书馆”；１８６０年美国传教士姜别利又在上海建立“美华书馆”，印美国书和中国书。成立于１８６７年的著名的“江南制造局”下设翻译馆。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广学会和北京的同文馆是十九世纪末国内出版西学书刊的重镇。１８９７年夏瑞芳等创办“商务印书馆”，注册资本不到４０００元。元老之一的高凤池“曾任美华印书馆中方经理”。最初出版的书有《华英字典》、《华英初阶》、《国学文编》、《亚洲读本》等。“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方失利告终的事实，极大地刺激了包括张元济在内的一批中国人士。”戊戌变法失败后，曾垂青于光绪帝的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１８９９年，张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１９０２年，张进商务印书馆编书，网罗了夏曾佑等一批人才。商务印书馆之有后来的影响和成绩，张功不可没。从１９０２年到１９１０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籍即达８６５种，其中翻译著作３３０种（据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孙燕京著《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版，定价２３．００元）里有一段文字：“１８９７年初，近代历史上影响大而久远的商务印书馆创立，先后出版了工具书、外国学术名著、教科书等书籍，发行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期刊。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广智书局等民办书局一道，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先驱。”
尚小明著《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版，定价２１．００元）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１８９８年～１９１１年，中国人翻译法律书籍９８种，“大多为留日学生所译”。尚特别提到商务印书馆职员组织翻译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全书８０册，４００万字，“凡宪法、民法、刑法、裁判法、诉讼法、商法、以及官制、官规、地方制度，并警察、财政、军事、矿森林之法，本末洪纤，无不备举”。此书１９０７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关于留日学生译书，学者褒贬不一，因为没看见原书，不好在此评价。这里不妨引一下夏晓虹著《晚清社会与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月版，定价１６．００元）的话：“戊戌以后翻译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出自日文的便占了绝大多数。在此期间，大批翻译人才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留日学生……成为日文翻译的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