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北京文物遭到过五次毁灭性破坏：１８６０年“火烧圆明园”；１９００年的八国联军入侵；民国初年末代皇帝溥仪“赏赐”出宫的盗窃行为；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的“古物南迁”，今天台湾岛“故宫”陈列的就是北京文物的精华；第五次是日寇铁蹄下北京城的八年沦陷。经过几十年史学界、文物界对北京文物遭掠夺的研究与考证，前四次的文物损失、破坏情况已基本清楚，惟有日寇占领北京时期的破坏情况，因日伪秘密档案被毁而悬案至今。笔者收藏一件油印本《１９４５年北京文物保存保管状态之调查报告》，所列被调查单位二十余家，故宫、历史博物馆、古物所、北图、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等重灾单位均详列细目，全文涉及北京文物二十万件以上，是调查、取证日寇掠夺北京文物的第一手史料。
《１９４５年北京文物保存保管状态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１９４５年６月脱稿，油印，１６开，华北综合调查所文化部调查，姚鉴执笔，竖排手写体蜡版刻印，６８页，全文约六万字，图表多幅。执笔人姚鉴，号“姚芒子”，其父姚华（姚芒父）是民国时期著名画家、文物收藏家。“华北综合调查所”系日本占领北京时期“日本兴亚院”设立的文化侵略机构，所址在燕京大学（今北大）。其头目是日人武田熙。武田熙是“中国通”，曾因盗运大尊“龙门石窟佛像”而臭名昭著。姚氏父子均留学日本多年，在旧北京文物、文化界以“亲日派”招摇多年，与日本文化大盗往来甚密。称姚鉴为“文化汉奸”缺少证据，但其“灰色”背景，即投靠日伪的劣迹实属“落水”。姚鉴解放初尚有文物鉴赏文章发表，卒年不详。
《报告》分六章十二节。在调查缘起中就声言“友邦亲善”、“东亚共荣”，实是为日寇掠夺北京文物踩道探路。但调查者与日寇万万没有想到，《报告》付印两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北京文物免遭灭顶之灾！姚鉴承袭家传，对文物文献确有一番功夫。正所谓“外敌好御，家贼难防！”《报告》贼眼直盯北京文物“重器”所在，故宫、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皇史晟是调查的重中之重。日寇对我国历代典籍、文物垂涎已久，金文甲骨、钟鼎彝器、秦汉石刻、敦煌遗卷、唐人写经、宋元古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佛道经文等调查之详，强盗之心昭然若揭。燕京哈佛大学在“七·七事变”之后到１９４２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是美国在华财产，日军不便进入。但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我国历代方志、舆图极为有名。帝国主义角逐中国古代文物文献的明争暗斗，此时变为“贼吃贼”。燕京大学图书馆中的珍籍善本，《报告》著录详之又详。１９１６年蔡锷将军去世后，遗嘱将十余万册中、日文典籍及中日千年文化交流史料捐建“北京松坡图书馆”，即“北海公园松坡公共图书馆”。这是日本本土之外的世界范围内，日文历史资料的一座宝库，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馆”即是它的延续。《报告》明言应将此馆藏日俄战争史料、日文北京珍贵历史照片、日侨在华档案及日资、日产清册等铁证，运回日本，白纸黑字记录了毁证灭据的阴谋。
《报告》在详细记载北京各文博、文化、寺庙等单位典藏的细目时，也记载了许多单位、个人、团体拒绝提供详情和拒绝调查人员进入典藏密室的细节，从侧面反映出那些热爱祖国文物，痛恨日寇文化掠夺的普通北京民众及宗教僧侣们的爱国之心。在日寇铁蹄之下，这尤令后人敬佩！
此《报告》是笔者在１９９１年从北京华威桥“鬼市”冷摊中淘得，曾于北京首届“文物节”期间经北京史专家侯仁之、苏晋仁两教授过目，鉴定为“极富史料价值”；藏书家姜德明先生称此件为“重器”，并著文“爱书的朋友”（１９９７年）详加赞许。近年，日本右翼妄改历史，企图抹杀战争罪行，逃避武装掠夺我国文物的归还责任。为证史实，依《国际法》中关于“归还战争中掠夺文物”的惯例，笔者有义务将此原件公诸于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