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游戏》一书的作者克里斯·马修曾任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演讲撰稿人，长期生活在华盛顿政坛的风口浪尖上，真正熟悉政界内幕。本书讲述的不是政治制度，而是今日美国政治是如何玩的，即政治家们实际上如何行动，以及成功的职业政治家惯用的策略与手腕。随着本书被译成多国文字并成为超级畅销书，“政治棒球”这个术语也在美国广泛流传，家喻户晓。
许多人以为，要赢得他人的忠诚，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人恩惠，但事实正好相反，最好的办法是让别人给你恩惠。在这一点上，我们又要归功于十六世纪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正是他发现了人性中某些基本的方面。他注意到，当一座城市被围困了许多个月的时候，当人们在城墙之内经历着巨大的艰辛与困苦的时候，当他们为了保卫国王而经历着恐惧与饥饿的煎熬的时候，对国王的忠诚不是减少、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从此以后，他们甚至会感到自己与国王的纽带更加紧密了，“因为，为了保卫他，他们已经牺牲了自己的房屋和地产，他们现在就仰望着他，认为对他负有某种义务。人的天性就是，无论是要求他人承担义务，还是自己履行义务，他都感到同样的快乐。：”用马基雅弗利的另一句睿智的格言说就是：“施恩正和受恩一样都使人们产生义务感，这是人之天性。”
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托马斯·S·弗莱也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一次他乘坐的小飞机在华盛顿州东部；个乡村失事，当地一个人救了他。虽然刃阶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弗莱的大名，但从此以后却为弗莱的竞选出钱出力，任劳任怨。在其他一些没有这样危险的场景下，也会产生出伺样的纽带。那些伸手帮助过你一次的人往往会养成习惯、，在你未来的道路上一直关注你、照看你。我们总是会自然而然地记住那些我们在路边“发现”的人，并努力提供条件让他们证明我们当初是多么有远见。
当你开口向某个人请求帮助的时候，你隐含的意思就是让别人在你身上下赌注；你争取到越多的人下赌注，你输掉的机率就越小——因而你的基本支持者网络就会进一步扩大。然而，很多人都克制自己不愿启齿请人帮忙：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做等于承认自己的弱小，他们认为坚持依靠自我才是力量的象征。这种“一切自己干”的心态，有可能是十分致命的。对于一个参与竞争的人来说，那样的心态会限制并孤立他，导致他没有同盟者。
一个人在被追求的时候总是会产生快感，高明的政治家都知道这个小秘密。他们懂得，当你向一个人提出请求时，并不等于你只是在要求他付出，你也把他想要的东西给了他：让他有了一个参与其中的机会。所以，那些四处争取资金和拉选票的候选人，其实是在向别人提供一个参与政治行动的机会，让他们成为他的成功的一部分。他做的事情就相当于让人们购买他的股票，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在创建一个股东网络。
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拥有的资本，就在于他有能力接近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不仅要求他投自己一票，还要求他为自己付出他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在鸡尾酒会上他会毫不犹豫地走到一位富有的女人身边，与她搭话要求她提供五千美金，或者请别的人把一切事情都搁下，去为他的前程奔忙，他会说：“我需要你来做志愿人员，帮我干六个月。”他心里完全清楚，这意味着那些应召者需要争分夺秒地工作，而给予他们的报酬却很少或者干脆没有，而且即使他们的候选人取得了胜利，也不能保证会给他们一份工作。所有的职业政治家都把这一套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近你为我做过什么事吗?
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很容易被破坏殆尽，即使没有发生明目张胆的背叛行为，也有可能这样。在很多时候，人们还没有等到自己的盟友叛逃到敌人的阵营里，就早已对他们失去信任了。你去问一问任何一个职业政治家，他们都会对你说，选民们是多么爱反复无常、朝三暮四。
所以，聪明的政治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作出这种那种努力，来向那些支持他们的人显示自己是多么忠诚、可靠。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经济会亦步亦趋地随着政治日历的翻新而来回波动吗?在总统当选后的第一个年头，美国的经济通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和滑坡；但是，在下一次大选来临之前，美国的经济肯定又会恢复得生机勃勃的。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在一届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之中，否则他就会失去连任的机会。如果他想消除通货膨胀并砍掉一些社会福利项目的话，他最好在任期初期就动手，越早越好，因为只有这样，等到下次大选来临的时候，选民们才会忘记他们曾经因此而遭受的痛苦。
“当你要给人们施加痛苦的时候，所有的痛苦都应一次性地迅速施加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品味痛苦的时间越短，他们被激怒的程度也就越低，”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里这样写道，“而另一方面，在给予人们好处的时候，却要一点，点地、逐步地给，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连续不断的给予中，人们才能最大程度地感受到你的好处。”
马基雅弗利这条训谕的第二部分向人们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政治家们在上任后不仅要先把会引起抗议风潮的棘手之事干完，。让人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而且，在下次选举之前几个月中还一定要给选民们带来持续不断、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聪明的政治家们总是在支持他们的选民们正在试图判断他们的服务是否合格的时候，不失时机地作出回报来显示自己的忠诚。在1984年的总统大选中，全国的选民们以压倒性的优势再次将罗纳德·里根选进了白宫。人们看到的只是从1983年起美国经济就一直处在强劲的复苏之中，而忘了此前它一直处于持续的衰退之中——并且眼前的短暂复苏也仅仅是衰退中的复苏而已。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政治家在再次选举前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差劲或者政绩平平，那么，无论他在两年前干得多么好，给予选民的好处多么巨大，那也将于事无补，他将注定被选民们抛弃。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吉米·卡特总统。
吉米·卡特1977年入主白宫之后，尽管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危险，还是提出要通过减税和其他一系列措施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从而降低失业率。一直到他的第一届任期行将结束，也就是他要竞选连任的那一年，他才开始采取紧缩措施。他不仅任命了一贯以反对通货膨胀著称的专家保罗·V·沃尔克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还反常地撤回了自己的年度财政预算计划，提出了一个急剧压缩的选举年财政预算方案。在美国历史上，惟一比这更为臭名昭著的政治自杀的愚行，是前副总统沃尔特·F·蒙代尔犯下的，他在1984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宣布如果他当选的话，他将增加税收。
在《教父》一书中，当麦克尔·科尔奥尼的“塔霍湖大院之谜”被杀手的子弹解开的时候，他差一点就没命了。科尔奥尼，这个年轻的黑手党绅士，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猜疑隐藏于心底，若无其事、非常友好地拜访了那个他相信是谋杀指使者的人。“跟你的朋友们要保持密切的关系，”科尔奥尼的父亲曾这样教导他，“但是你要记住，你应该与你的敌人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在这部经典之作中，作者马里奥·普佐借着这个勇士的嘴所说出的箴言，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上，萨拉托加战役是那场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和转折点。在这场战役结束以后，当英国的博格因将军将自己的佩剑交给美国的盖茨将军表示投降的时候，这两支军队的将领就立即坐在一起参加了一场即便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都堪称极其侈靡的晚宴。
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从书上读到这一幕的话，我肯定会感到极度震惊，认为那样做实在荒谬绝伦。毕竟，参加宴会的人都是一些有血性的勇士，仅仅在几个小时以前，他们还曾经为了打败对方而刺刀见红、拚得你死我活，现在居然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握手言欢，并非常愉快地共进晚餐。这怎么能让人理解得了呢?
不过，这只是我三十年前的想法，也就是我几乎还没有步入政坛、没有与职业政治家共事之前的想法。
当你以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那场在萨拉托加举行的煊赫一时、欢天喜地的宴会的时候，你就发觉在“胜利的美国人的帐篷”里上演的这一幕是很完美的。对于那些战败了的英国士兵们来说，还有什么方法能比向他们传达失败并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这一信息更能安抚他们内心那狂热的复仇之情呢?当你慷慨大度地邀请他们与你坐到一起，并分享你的苹果汁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那些好战的英国佬并不是那么卑劣不堪的。
在对待自己的敌人的时候，一流的政治家总是二而再、再而三地采取霍里肖·盖茨将军两百年前就曾采取过的姿态。正如盖茨将军邀请绰号为“约翰尼绅士”的博格因将军到他的帐篷里去共度那个令人愉快的、结交友谊的良宵一样，国会山那些著名议员在应付那些与自己的观点完全针锋相对的“敌人”时所表现出来的大师般的能耐，也让我长时间地叹为观止。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看见有议员大步穿过众议院的会议厅，在刚刚与对手唇枪舌剑、怒火填膺地理论过后，却与对方搂肩搭背，插科打诨、嘻嘻哈哈地聊着家常，一起走出国会大厦长长的走廊。
跟政治舞台上的其他许多现象一样，在这里起作用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友谊或者伙伴关系。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十九世纪著名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曾经这样说，“只有永恒的利益；”就像那些伟大的国家在追求国家利益中的表现一样，伟大的政治家们总是同他们的敌人、即使是最凶猛的敌人保持着对话和联系，而他们保持这种关系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首先，它能够显示一种强大的力量。当你轻松自如地同一个你恨不得要砍掉其脑袋的人闲谈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你的对手感到强烈的震撼和不安了。第二，它能够使你知己知彼。你和你的对手交流得越频繁、倾听他们的诉说越多，你就更了解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对你的看法、他们对你这一方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他们自己一方的看法，这样就更有利于你作出决策。
第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也许有一天你会不得不和这个所讨厌的家伙，也就是你的敌人共事，你在这场决斗中的对手很可能是你在下一场战斗中非常重要的盟友。因此，任何一个聪明的政治家都不会关上同自己的那些敌人——即便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对话与和解之门。柯克·奥唐奈是蒂普·奥尼尔长期信任的顾问，正如他所说：“你应该随时准备对话，与你的对手讲和。”
斯威士兰是非洲南部的一个独立小国。我曾经作为美国和平队的一名志愿人员在那里呆过。一天早上，我坐在一间政府办公室里，等待着和该国的商务大臣西蒙·祖马罗进行每月一次的例会。跟我一道围坐在圆桌边的还有一大群人，其中有政府官员、联合国驻该国的顾问人员以及为数不少的美国志愿者，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个国家鼓励小企业发展的一个项目。
大家的士气都相当低沉，政府部门似乎对项目的进展缓慢颇为失望，而我们中的一些志愿者则被繁重的工作搞得筋疲力尽，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与政府高层之间的有效沟通的缺乏更是令我们焦头烂额、沮丧之极。看来情况必须得有所改变了。
姗姗来迟的商务大臣总算在主位上就座了，他那双鹰似的眼睛锐利地扫过在座的英国人、美国人和斯威士兰人。跟往常一样，他那短而粗的脖子紧紧地被箍在雪白的衬领里，仿佛被勒住了一般。 随后他开口说话了，其用词的娴熟圆滑足以证明，政治家那一套工于辞令、虚虚实实的本事是没有国界的。“在座的所有各位至少在某一点上是共同的”——他说道，眼睛的余光扫过一张又一张显露着无奈的脸，并且在每张脸上都停留了那么一会儿，刚好足以让人注意到——“那就是我们都很不满意。”
接着，他开始一一列举这个项目所遇到的重重挫折，语气时轻时重、时缓时急，中间夹杂着他的人民急于让国家强大的雄心壮志和迫切心理。
这就是聪明灵活的政治策略。不是徒劳地否认弥漫在空气中的不满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