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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雪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系主任）
当我们思考和讨论政治学在当代中国的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出路时，必须树立当下意识和全球眼光，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处的时空坐标，更切实地找到学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政治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深受四个重大变化的影响和塑造：
第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变动，各类不确定性不断涌现。不同类型、规模的政治体都被置于“无影灯”下，经受着深刻的考验，各国制度体制、政治格局、政治理念、政治生活等都在发生着变化，“政治”的重要性以不同形式凸显出来，构建适应新条件、满足民众政治需求的政治秩序成为不同政治体共同面对的时代任务。政治学作为政治知识的系统提供者，能否为政治实践、政治生活的更新提供所需的资源，既是学科彰显的机遇，也是学科更新的挑战。敏锐地把握这些议题，引领和塑造研究议程，持续供给必要的知识，是中国政治学产生更大国际影响的良好契机。
第二，当代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经过探索改革巩固，当代中国制度体系基本架构和主要内容已经确定，正在走向成熟定型，持续发挥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成为制度运行的主要目标。这些变化为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稳定的制度条件、更为明确的研究对象，中国政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进一步得到确认。因此，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进行系统的学理研究，既是中国政治学者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学科发展的根本任务。
第三，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断更新迭代，政治学发展的方法驱动更为明显。借助大数据技术，我们可以对政治事件发生的因果机制、政治行为的内在机理、政治关系的形成和变动等问题进行更生动的刻画和深入的分析，这有助于克服长期以来政治实践“黑箱效应”对政治学研究的制约和限制，提高政治学理论分析的穿透力和对实践的指导力。加之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数据国家”，为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议题的拓展提供了天然条件，既有利于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也为中国政治学在国际学界中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国家对于政治学学科目录的调整，划出了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边界，凸显了政治学科的核心研究内容，加速了学科的主动调整和自我更新，为学科布局的优化、学科意识的强化、学科优势的发挥提供了契机。政治学是一门高度建制化的学科，深受国家对学科的规划期待和培养要求的影响，随着政治学学科目录的“瘦身”、与政治学高度相关的新学科的设立，政治学面临着如何保持本学科完整性、提升学科整体水平，如何发挥作为基础学科对相关学科的支撑、渗透、交叉发展的双重任务。实现双重任务的良性互动、相互增强，就能确保政治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持续影响。
上述四种重大变化，构成了我们认识、思考和分析政治学在中国实现学科巩固和发展的基本时空条件。政治学必须清醒地认识时代挑战，准确地把握当下的任务，通过主动求变、自我更新、拓展融合，在国家要求期待与学科发展规律之间找到良性互动点，不断巩固作为基础学科的地位，发挥作为实践导向学科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处理好三对“大”与“小”的关系：
一是，处理好大政治与小政治学的关系。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政治权力无处不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渗透、形塑社会经济生活，影响着政治之外的各个领域。同时，随着社会利益观念的分化、调整和相互冲突，政治问题叠加出现，政治领域边界不断拓展，形成不同层次的政治（即高政治、低政治、中层政治）。各种形式的政治冷漠、政治疏离，以及各种极端的“去政治化”行为，都是值得研究的政治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不确定性不断增多的时代，政治的不确定成为诸多不确定性中最为关键的一种。长期形成的稳定制度形态面对激增的各类风险应对笨拙，甚至由于自身调整乏力或方向迷失，成为风险的引发源或加速器。相比于纷繁复杂、叠加更替的政治现象，政治学作为一个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经典学科，深受在地制度文化的局限，在研究对象、研究议题以及研究范围上显得相对“偏狭”，或者为了强调专业化自我划定学科边界，或者为了谋求合法化自我调整研究论题，从而使自己沦为“小政治学”，在重大政治问题研究中“缺位”、前瞻性研究议题设置上“滞后”，对一些重大关切问题“失声”，缺乏敏感性和回应力。因此，在大政治时代，政治学更要积极作为，主动求变，自我突破，在不同层次政治秩序（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全球）重建中有效供给理论资源、知识地图以及理念引导，在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为实现良善的政治秩序提供知识以及理念上的确定性。
二是，处理好大社会科学与小政治学的关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德怀特·沃尔多在为《政治学手册》撰写的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进程的文章中，就分析了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政治学被公认为是一门“有理有据的社会科学”，其继续独立存在没有任何威胁。但是政治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现实世界中，它与历史、文化、法律、经济生活以及各种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地连接在一起。因此，政治从来不是政治学独有的研究对象，其他学科不仅有研究政治现象的权利，而且会提供认识政治现象的方法、知识和路径，从而揭示出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过去20多年来，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先后大范围深入参与到中国政治研究中，发挥方法优势、设置研究议程、引领研究议题，一方面重访已经在政治学研究中成熟定型的认识判断，另一方面开发出一些长期被忽视的议题领域，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显示出“跨界”分析的学术敏感力和交叉研究的潜力。这些学科的参与，显示出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与吸引力，也映照出政治学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因此，政治学应该强化大社会科学意识，利用自己对政治现象的内生敏锐力、累积的知识资源、分析的穿透力，围绕重大问题或者前瞻性问题，主动探索、引领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在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展示自己的学科特色、优势，扩大学科影响力和渗透力。
三是，处理好大问题与小方法的关系。尽管这是个宏大理论被挑战和消解的时代，但是全球性剧烈变革，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政治和治理实践，不断产生出大问题，尤其是新的大问题，需要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诸学科给予及时并有力的回应。但是，各学科的细分化、专业化，尤其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驱动下，研究存在着微观化、精致化乃至局部化的倾向。虽然可以对个别问题给予细致刻画和深入分析，但常常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道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状态，对政治问题研究缺乏“政治敏感度”，对问题的分析缺乏整体性全局性。更为重要的是，许多方法停留在技术手段的层面，没有进入方法论的反思，研究方法驱动的政治学研究反而更为细小、碎片化，阻断了对现实政治温度、质感、脉动的真切感知。政治学成为小众的知识体系，甚至沦为专业人员自娱自乐的技艺游戏。因此，政治学在主动接受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要始终牢记自身是一门高度实践性、充满价值追求的学科，这样才能实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学是“最高”（master）学科的目标，为创造美好政治生活，提供有力的知识和价值支撑。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式现代化与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讨会暨第四届“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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