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世友（南昌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建华教授的著作《人伦至理——协调的伦理学》（以下简称《人伦至理》）以利益为基点，以社会关系的协调为核心，为伦理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突破性的理论范式。当今时代，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深度分化、利益关系高度复杂化，面对这种现实，传统伦理学理论解释力、引导性渐显不足，亟需学术界锻造一种突破性的伦理学理论范式。《人伦至理》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其创新价值不仅体现在学术视角的转换，更在于对伦理学本质的重新诠释。这种诠释深刻揭示了一个简单道理，即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伦理学的核心使命应当是成为社会关系的“平衡器”与利益冲突的“减压阀”。因此，本书的副标题“协调的伦理学”就体现了作者这种现实关切。

　　协调的伦理学实现了研究视角的根本性转换

　　20世纪世纪90年代，曾有学者提出过道德具有认知、批判-辩护、激励-进取与协调-聚合四种功能，并认为中国伦理学注重协调功能，而西方伦理学偏重进取功能。这种划分虽然有失偏颇，因为进取与协调从来都要是道德功能不可分割的两面，但多少也阐明了一个事实：中国伦理学具有比较典型的协调性特征，这也表明中国伦理学能够很好地契合规范伦理学的要求。实际上，伦理学是一种典型的规范性学科。规范如果离开了协调，就无法落地和见效。

　　协调的伦理学对传统伦理研究的革新，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根本性转换上。传统的伦理学专注于对道德原则的形而上思辨，制定行为规范，探讨个体道德品质修养方法等，其典型特征就是“向内用力”。但是，它难以回应转型期社会的复杂伦理困境。而《人伦至理》将研究重心从“个体如何成为道德完人”转向“社会如何实现利益平衡”，使伦理学从单纯的道德哲学拓展为兼具实践品格的社会治理理论。这种转向绝非简单的领域拓展，而是对伦理本质的重新认知，即伦理不仅是个体内心的道德律，更是嵌入社会结构的利益调节机制。

　　这种视角转换催生了核心观点的革命性突破——“伦理学就是利益均衡之学”这一论断，彻底颠覆了将伦理学视为纯然价值判断的传统认知。在传统伦理框架中，利益往往被视为道德的对立面，如儒家强调“义利之辨”，康德将利益排除在道德法则之外。而协调的伦理学则直面利益的正当性，主张只要不损害他人，个体与群体的利益诉求本身具有伦理合理性，伦理学的任务不是否定利益，而是为不同利益主体搭建公平对话的平台。这种理论勇气体现在对“公”与“私”关系的辩证理解上——既反对将“公”绝对化导致的个体利益被吞噬，也警惕“私”的无限膨胀引发的社会失序，而是在动态平衡中寻求“公中有私、私不害公”的伦理境界。

　　协调的伦理学体现了创新的系统性

　　《人伦至理》构造了一个体大思精、结构严谨的当代伦理学体系。它以传统中国哲学“体、相、用、理、养”的内生逻辑为骨架，创造性地转化为存在论、法则论、主相论、机理论和摄养论五个维度，构建起兼具本土性与普遍性的理论架构。这种体系既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也突破了中国传统伦理的经验主义局限，也就是在存在论层面论证伦理协调的本体论基础，避免了相对主义陷阱；在法则论层面提炼“和而不同”“互利共生”等普遍法则，超越了特殊主义困境；在主相论中聚焦家庭、市场、国家等六大主轴性关系，使抽象法则能落地为具体场景的协调方案。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建构逻辑，让协调的伦理学既保持理论高度，又具备实践品格。

　　协调的伦理学的创新的系统性还表现在它深深植根于伦理学的历史脉络，并对经典理论实现了创造性转化，把它们整合进了自己的概念系统。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为其提供了古典智慧的支撑——“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与协调伦理追求的动态平衡一脉相承。只是亚里士多德更多聚焦个体德性的养成，而协调伦理学将其拓展到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使“中道”从个人品德升华为社会治理原则。康德的义务论强调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则为协调划定了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这意味着，任何利益协调都不能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这构成了协调伦理的规范性基础，避免了为平衡而平衡的相对主义风险。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后果论思维，在协调伦理学中得到了批判性吸收。边沁与密尔对利益总量的关注，被转化为对多元利益主体的差异化诉求的兼顾——协调不是简单追求“总量最大化”，而是通过利益补偿、机会均等机制，让不同群体都能分享发展成果，这实际上是对功利主义“多数人暴政”风险的理论修正。作者认为，不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利益认知存在差异，协调伦理必须嵌入本土文化脉络。中国传统“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家国同构”的伦理观念，为当代利益协调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这种对经典理论的创造性整合，使协调的伦理学既避免了理论建构的历史虚无主义，又摆脱了对单一理论范式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理论品格。

　　协调的伦理学为破解社会矛盾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在经济领域，资本逻辑与劳动权益的冲突、效率追求与公平诉求的张力，都需要伦理协调机制介入。企业不仅是利润主体，更应是利益协调平台，通过建立员工参与的决策机制、利益共享的分配制度，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共生共赢。

　　在社会领域，老龄化带来的代际利益调整、城市化中的城乡权利平衡，同样需要伦理智慧。既不能以“公共利益”名义牺牲个体正当权益，也不能以“个人自由”为借口损害集体福祉，而是通过协商民主、利益补偿等机制实现多元诉求的最大公约数。这些实践方案的价值在于，它们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基于利益分析的制度设计。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协调的伦理学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坐标。政策的本质是利益的权威性分配，而伦理原则应当成为分配的基准线。例如，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协调”意味着既要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的效率价值，又要通过均衡化措施缩小区域差距；在医疗改革中，既要维护医疗机构的运营活力，又要确保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这种政策伦理观超越了“效率优先”或“公平至上”的二元对立，追求“在发展中促公平，在公平中谋发展”的动态平衡。当政策制定者以协调伦理为指导，公共政策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利益的“平衡器”，而非矛盾的“放大器”。

　　对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而言，协调的伦理学提供了深层的价值支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而协同的基础是伦理共识。在社区治理中，居民、物业、居委会的利益分歧需要通过协商伦理化解；在生态治理中，开发者、保护者、受益者的权责关系需要通过责任伦理厘清。这种治理伦理观强调，好的治理不仅需要制度设计，更需要伦理精神的滋养。当“互利”“包容”“协商”成为社会共识，治理成本会显著降低，治理效能则会持续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协调的伦理学不仅是一种理论主张，更是一种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软实力”。

　　协调的伦理学还有需要进一步深化的理论空间

　　虽然本书已经建构了一个协调的伦理学的完整体系，但是，在具体应用中，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首先，利益衡量的标准如何确立是首要课题。不同利益主体对利益的价值排序存在差异。如，对弱势群体而言，物质利益可能是首要诉求；对精英群体而言，机会平等可能更为重要。这种差异使得“利益均衡”面临操作困境，当不同类型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如环境利益与就业利益），如何确立优先序？书中提出的“普遍利益最大化”原则需要更具体的指标体系支撑，或许可以借鉴“社会选择理论”的分析工具，将抽象原则转化为可量化的评估模型，使利益协调从定性判断走向定量分析与定性判断的结合。

　　其次，协调机制的有效性保障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书中提出的协商、补偿、惩戒等机制，在实践中可能面临“搭便车”“机会主义”等行为挑战。例如，在利益补偿中，补偿标准的确定可能引发新的争议。这就需要研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协调机制的约束力：一方面，将伦理协调的软规范转化为具有刚性的制度安排，如听证制度、第三方评估制度；另一方面，培育社会“协调伦理意识”，使遵守协调规则成为自觉行为。唯有制度约束与文化滋养双管齐下，协调机制才能真正落地生效。

　　再次，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的关系仍需更深入的辩证分析。书中虽然提到“摄养论”，但对个体道德如何支撑社会协调的探讨仍显不足。事实上，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社会伦理为个体道德提供环境支撑，个体道德为社会伦理奠定心理基础。未来的研究或许可以探索“个体道德培育-社会伦理建构”的互动机制，既避免“道德决定论”的空想，也防止“制度万能论”的盲视。

　　最后，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背景下，协调伦理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也需要进一步厘清。书中提出的伦理法则既包含人类共同价值，也融入中国传统智慧，但在跨国利益协调中，如国际经贸摩擦、全球气候治理，如何处理不同文明的伦理差异？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还是构建多元共存的协调框架？这要求协调的伦理学进一步拓展理论视野，在文明对话中完善自身，既保持本土根基，又具备世界眼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