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韬 （《全球南方研究》集刊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2024年10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会展中心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时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在人类社会探索多元现代化路径的今天，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南南合作的主要对象以及中国自身发展的重要机遇。因此，围绕全球南方国家的自然禀赋、内政外交、经济发展、族群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开展系统、深入的跨学科研究，对于增进南南合作、提升全球南方的国际话语权、应对全球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南方国家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均衡发展的产物。事实上，“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划分本身，就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带来的分裂性后果：世界越来越分裂为少数发达的“北方国家”与大多数不发达的“南方国家”。不仅如此，殖民帝国、新殖民主义与“自由主义霸权”的历史存在，又意味着少数“北方国家”的发达与大多数“南方国家”的不发达往往互为因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南方话语绝不仅是对发展鸿沟日益拉大的世界的简单映象，它更是对南方国家集体解决发展问题的呼吁。换言之，全球南方话语是一种充满行动导向的话语。

　　因此，实现共同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利益的“最大分母”。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各国应该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一方面，要实现共同发展，南方国家必须提升“自主发展能力”，而这一历史性使命的核心就是找到一条符合南方国家国情的现代化之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对自主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南方国家解决发展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另一方面，南方国家需要集体推动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增量改革。战后国际秩序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尤其是它推动了国家主权平等和多边主义原则，超越了历史上大国均势秩序与帝国主义秩序的弊端，为战后世界带来了相对持久的和平与繁荣。事实上，全球南方的集体性崛起就是对这一国际秩序历史进步性的最好体现。与此同时，战后国际秩序又建立在“自由国际主义”基础之上，后者既潜含着发展不平衡的内在因子，又无法限制秩序主导国对于国际规则的破坏—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制约了南方国家的充分发展。正因如此，南方国家应当推动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增量改革：既要坚决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又要对全球治理某些具体的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以纠正现有世界秩序的内在缺陷，推动世界范围内共同发展目标的实现。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随着世界不断发展变化，随着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

　　早在1985年，斯蒂芬·克拉斯纳就指出发展中国家有关“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呼吁是一种“结构性冲突”的表现，它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全球自由主义的集体反抗。四十年后的今天，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性崛起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不争的事实，而自由国际主义秩序本身则因霸权国对于国际规则的破坏而千疮百孔。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对于自主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增量改革努力以及对于共同发展目标的追求，均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性与现实重要性。

　　为了因应时代之需，推动国内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中央编译出版社共同创办《全球南方研究》集刊，以期为与全球南方相关的探讨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全球南方研究》集刊以推动国内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知识积累为己任，致力于成为相关学术研究与政策讨论之间的沟通桥梁。大道不孤，众行致远。我们期待学界同仁一同加入我国全球南方研究共同体的构建中来，与《全球南方研究》集刊“共风雨，同成长”。（本文为《全球南方研究》集刊创刊词，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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