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后人”，朱仁民无愧于此身份。他生命的张力和艺术的情怀，在苦难的磨砺中绽放光彩。
苦难
潘天寿先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人被斗，家被抄。去世前，在从老家宁海押回杭州的路上，大师在烟盒纸上写下最后的诗句：“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浮”，也留下遗愿：我的画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应该全部捐给国家。
但即便大师泉下有知，他可能也不会想到，那次义捐竟获如此殊荣――中央有关部门称赞其家庭“爱国、高尚、无私”，是“‘文革’后第一个精神文明样板”；中央领导同志还分别在北京、杭州两次与他的孩子们亲切长谈。
然而，无论是大师生前还是故后，更让他想不到的是：画作捐赠后，他的长女赶回普陀山，朝着普陀佛顶山三步一磕头三步一磕头地前行。
为什么竟用这种最古老最艰苦、只有圣徒才可能忍受的方式呢？
因为普陀山隐修庵里有她的儿子朱仁民，有她受苦受难的儿子朱仁民。
母亲用这种方式，除了虔诚、祈祷，还有对儿子的万般歉疚。
据1981年文化部《中国文艺年鉴》记载，“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刊用了三幅获奖作品：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朱仁民的国画《在公海上团聚》和王公懿的版画《秋瑾》。这三幅画成为“文革”后中国现代绘画里程碑式的代表之作。
朱仁民，一颗艺术新星冉冉升起。
但悲剧发生了――1980年底，朱仁民在创作巨画时从脚手架上摔下，腰椎神经损伤。医生断言：再也站不起来了！
一颗艺术新星自此沉寂，销声匿迹。
朱仁民4岁开始向外公潘天寿学画，10岁获舟山市全市美术一等奖，报考浙江美院附中，专业成绩名列华东地区考生第一名。其时外公虽还担任浙江美院院长，但朱仁民却因父亲历史问题落榜。
朱仁民的父亲解放后失去工作，全家五口仅靠母亲每月30元的工资维持生计，朱仁民初中毕业被迫辍学自谋生路，开始织网、出海、打鱼，还刷过漆、打过铁、代过课、做过游泳池救生员。瘫痪后，他付不起每月2.4元的房租，母亲便托学生找到普陀山上倒闭破败的隐修庵让儿子栖身。
面对瘫在破庙里的儿子，母亲泫然泪下，深感欠儿子太多太多……其实，如果卖掉父亲一幅画，就可以解决家庭困难。但在爱子与爱国的矛盾中，朱仁民的母亲遵循自己父亲的遗愿，甚至还和弟妹们把国家颁发的奖金也捐赠出来，为贫困大学生和艺术基金会设立奖励基金。
朱仁民曾很长时间无法理解母亲的选择，甚至当舅舅潘公凯（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给他寄来120元的救命钱也被他固执地退了回去。潘公凯只好用这钱换成一盒人参寄给他。
但是，当因“历史问题”受尽贫寒、屈辱的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仍要他“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当他有能力让老母从旧房搬出，却被老母一次次执拗地拒绝，只希望他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朱仁民最终不仅理解了母亲，理解了亲人们的传奇之举，自己也凤凰涅?，开始了又一段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