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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党史研究 大力推进党的建设

2010-07-01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编者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纪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及全国党史部门建立30周年,迎接建党90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与光明日报社6月29日在京联合召开“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进展及党史学科发展”座谈会。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或提交书面发言。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

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党史学科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深入交流。他们认为,要充分发挥党史研究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本报今天特摘发部分专家的发言。其他专家的发言将在《中共党史研究》选刊。

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

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主要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同时纪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及全国党史部门建立30周年。

胡锦涛同志曾经深刻指出:“发展新的事业、开创新的局面,更需要总结、研究历史经验,做好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工作。”胡锦涛同志的重要指示,为党史工作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党史工作要更好地服务大局,关键是要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根本任务,围绕“资政”作文章,在“育人”上下功夫。

首先,要主动做好“资政”工作。以史鉴今是党史工作的特点和优势。开展资政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大局需要,目的在于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探索和回答,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为党更好地治国理政服务,为更有效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服务。当前,应主要做好两方面的资政工作。一是要把为党修史这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抓紧抓好。党史中蕴含着丰富的建党管党和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是活生生的具有资政功能的基本教材。要编写好党史的基本著作和编年史、专门史等著作,把党的历史记录好、编写好、传承好。二是加强资政专题研究,为党和政府提供现实资政服务和预见性资政参考。资政专题研究,是资政的重要形式,更能直接服务于中心工作。党史部门要准确把握中央及各级党委和政府当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从党的历史中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要开展预见性资政课题研究,通过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思考未来、把握规律,了解事物发展趋势,为解决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从党史的角度提供智慧和力量。

其次,要积极做好“育人”工作。以史育人是党史工作服务大局一项重要工作,主要形式是开展党史宣传教育。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人民,对于坚定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党史部门要认清肩负的历史责任,以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青少年为重点,积极推动全党全社会的党史宣传教育。明年是建党90周年,这对开展党史宣传教育工作是个重要的机遇,我们要及早谋划,周密部署。同时,要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并把党史列为其中一项重要学习内容为契机,为全党学习党史提供教材,提供服务,在全党学习党史活动中发挥作用。

党史研究中的两件大事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的研究工作空前繁荣,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有两件事十分引人注目:一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邓小平同志指导下写成、并经党中央全会通过的,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使研究这个时期的党史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有了判断是非的共同标准,影响十分深远;另一件是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是目前许多人认为写得比较好的一部党史。

前一件工作我没有参加,就不多说了。后一件工作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这里只能简单地举几个例子。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薄一波同志在1990年3月提出来的。我最早听胡乔木同志谈怎样写这本书,是这年4月间。八九月间,他更详细地提出:写一部七十年的历史,如果平铺直叙地像不少党史本子那样,不可能吸引今天的青年和思想界的注意。要使人看了以后感到确有说服力,七十年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的党。有这个目的和没有这个目的,写起来很不一样。一本书应该是一篇长的论文,等于一个党史的演说家在演说。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论战性。

胡绳同志从这年11月起主持编写这本书。他带了几个同志在玉泉山住了8个月,不仅详细谈了全书的基本设想,而且在看了初稿后,每章至少讨论两次,最后由他自己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修改时他有很多创见,例如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十年探索,他不是简单化、绝对化地谈它,而是指出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正确的,一个错误的。两者相互渗透和交织。在60年代,错误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趋向,直接引导到“文革”这场灾难。而从历史的全局来看,正确趋向终于战胜错误趋向,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先导。

1991年8月8日,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由杨尚昆同志主持在北戴河开会,讨论这本书。胡绳同志在汇报时说:这本书条理是清楚的,文字是精炼的,有历史感,不是材料堆积。他也讲了本书的不足。讨论中,胡乔木同志说:这本书是目前比较好的,因为篇幅上写法上都适宜作为党史教材。本来我的健康状况连写信也困难,但我有个想法,在书前写个题记,表示这是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的。杨尚昆同志最后说:今天要算个正式会议,不是座谈会,有个决定。

这两件事,一件在近30年前,另一件也在近20年前。那以后,党史研究工作继续取得重大进展。但对当年的这些简单回忆,也许仍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的发展与展望

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张静如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飞速发展。大量档案史料的公布和一般史料的挖掘,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研究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成果。有关部门陆续公布了大量档案史料,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等。同时,党史研究者也努力收集、编辑了大量历史资料,如《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等。另外,国外有关中共的文献资料也被翻译过来。

个人文集是研究人物思想发展的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大量个人文集、全集。除毛泽东之外,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都有了文集、选集、全集。此外,这些年还陆续出版了当事人写的日记、回忆,对研究党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

研究中共党史,不仅要有史料为根据,还需要理论的指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先后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对中共党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有史料根据,有理论指导,又有宽松的环境,中共党史研究势必会有很大的发展。这主要反映在:第一,综合性通史类著作陆续出版,各高校、党校、军校编的党史教材,大约也有几百种之多。第二,断代史的研究,也有相当多的成果。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热潮逐渐兴起,人物传记成果丰硕。与传记相匹配,很多历史人物的年谱也陆续出版,人物的思想研究也成为党史研究的热点。第四,专题类的研究成果,可谓俯拾皆是。第五,党史理论和工具书方面,也结出丰硕成果。第六,党史界日益重视国外学者对中共历史研究的成果,不仅进行评介,而且翻译了不少专著。以上所说的都是举例而言,且所举仅限专著和资料书,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之多,则难以一一统计了。

当然,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很关键的问题是在高校、党校、军校,没有开设专门的中共党史课程,从而使学科的发展缺少广阔阵地的依托。相信,随着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日益重视,中共党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

国史学科与党史学科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简称国史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研究、总结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兴起的。因此,国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同党史研究之间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党史必然是国史的核心,党史走向必然决定国史的走向;国史编研与党在建国后历史的编研难免会有内容上的交叉和重合,学科理论也难免会有一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但应当看到,党史编研的对象毕竟是党的历史,学科定位是政治学;即使从史学角度看,它也属于专史范畴。而国史编研的对象则是中国在现代或当代的历史,它与中国近代史的编研相衔接,纯属史学学科。二者无论在编研角度、范围、重点上,还是在学科理论和方法上,都会有也应当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的角度不同。党史编研是从执政党的角度出发,它要弄清楚、说清楚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变成国家意志等。而国史编研的角度是整个国家的历史,它要弄清楚、说清楚的是国家政权机关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防等各项事业是如何发展的,各项行政制度、法律法规是如何制定修订的等问题。

第二,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的范围不同。党史编研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及其执政规律和经验,因此,它编研的范围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要人物。至于其他领域,比如社会领域的变迁,像婚姻、民俗、服饰、饮食、娱乐方式、人际交往、人口素质,乃至语言的变化等等,则主要是国史学科可以并且应当设置专业、进行研究的。可见,国史编研的范围要比党史编研宽得多。

第三,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的重点不同。党史编研的重点应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党的思想理论、组织、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状况,党的领导人、模范党员和与党关系密切的人物的历史和事迹等等。对于这些,国史编研虽然也会有所涉及,但更多的应当研究国家政权机关的活动和行政制度、人事制度的建立与改革,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过程,经济、文化、社会各界的精英人物等等。

第四,国史编研与党史编研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也不完全相同。党史编研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需要更多地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多研究一些在古代或近代历史中没有遇到过的特殊问题。而国史编研作为史学的分支学科,则应当基本运用史学的方法,多研究一些与古代、近代历史或其他国家历史之间带有共性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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