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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 继往开来

2010-07-21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党史工作多方展开

力促地方党史工作稳定发展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传华

地方党史工作始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时期,一度是比较活跃的。1988年机构改革后,地方党史部门或“留”或“撤

”或“并”或“降”,前景不明,队伍不稳;而当时的“主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资料征集编纂任务基本完成后,没能及时转移重点,工作有些停滞。1992年我接手联系地方党史工作时,中央党史研究室还是中央直属研究机构,是事业单位,对地方没有“业务指导”职能。

我们首先从《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史料丛书和《毛泽东的足迹》领袖纪实读物这两个项目开始,强化组织、协作。同时,搞调查研究,摸清地方党史工作的现状,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突破口。

地方党史工作面临的问题无非两个:一是改善外部环境,要求党委重视,让党史工作确有“地位”;二是改进自身工作,突出重点,开拓领域,使党史工作更有“作为”。我们考虑,鉴于体制和条件,解决前者不在我们职权范围之内,只好暂时“按下不表”,而从后者切入则比较现实和顺手,让大家都先在自身的业务工作上多出成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在1993年4月召开的全国党史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就着力引导大家认真落实党史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具体商议加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征编和专题研究工作。我们向各地提出了开展这一工作的原则、思路、方法,在布局上建议从“前七年”和“新时期”两头展开,渐次向中间两个十年推进,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上,首选了《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中国农村的变革》两个全国协作项目,也初定了一些部分省市合作或单独承担的编研项目,都作为“必成”至少是“期成”的任务落实下来。各地对此基本满意,但满意中又有不满足,主要意见还是那条,即党的领导问题、党史工作的地位、作用问题,希望中央讲话,面对党委讲话,讲点硬话、管用的话。

这个意见不无道理,这件事当然要办,关键是时机,要在一种水到渠成的态势下才能办好。1994年,这个时机来了。这就是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和通过加强党的建设的决议,中央在推进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对中共党史的学习、宣传、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时我们正在筹备召开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受到四中全会决议的鼓舞和启示,深感机遇难得,应该乘势而上了。室里立即报告中央,恳请胡锦涛到我们这次会上讲话。我们的请示报告很快得到了应允。这样的事,这样的“格”,中央常委到党史会上讲党史工作,是建室以来头一次。那天锦涛同志的讲话,全篇2700字,简约而又丰富,平实而又深刻,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其中,特别是概括党史工作地位、功能的两句话“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和要求党委重视、加强领导的十六个字“健全机构,稳定队伍,充实力量,提高素质”,尤具“含金量”。前者使人从战略高度看党史,后者则具有可操作性,都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硬话”、“关键的话”、“管用的话”。各地党委和党史部门反应之强烈、贯彻之坚决,前所少有。我们在一年多时间里一直紧盯着这件事,反复抓统一思想、落实措施、改进工作,真使了点狠劲和韧劲。这篇讲话、这次会议确具转折意义,地方党史工作局部存在的沉寂、停滞现象由此消减,逐步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轨道。

《中国共产党简史》诞生记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陈威

1995年,我从原中顾委薄一波同志处调回中央党史研究室任副主任。中央历来非常重视党史工作,我印象里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1998年,当我室将筹备召开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大会的方案上报曾庆红同志后,很快就得到了江泽民同志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我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党史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这进一步明确了党史工作的任务和目的,也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全室同志。

1999年3月上旬,中组部张柏林副部长来室宣布:中央已同意龚育之同志提出的请退要求,室里的工作,副主任由陈威牵头主持。会后,曾庆红同志在听取我室的工作汇报时,谈到他已调任中组部部长,全党有6200万党员,需要编写一本简明的党史读本,供全党同志学习和了解党的历史。我问:20万字够不够?他说:10万字左右就行。回来后,我报告了胡绳主任,并召开室委会落实这件事。

室委会决定由我负责抓简史的编写,并从各研究部门抽调了张树军、李蓉、王素莉、张化、孙大力、陈夕等中年业务骨干组成编写组,全力以赴,务求在建党80周年前夕出书。

编写组成立以后,多次开会,讨论书的框架、布局、写法。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反复酝酿,逐步明确了三点:一是准备在建党80周年推出的简史,时间跨度长,要充分反映80年来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以正面宣传为主,给人以鼓舞、信心和希望。二是对党内出现的失误和挫折,不回避,但由于篇幅所限,点到为止,“宜粗不宜细”。行文力求准确、简洁。三是努力做好党史研究室优秀成果的转化工作,不“另起炉灶”,即以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蓝本,进行“浓缩”,既可保证简史的质量,又便于操作。这些问题明确后,分头进行试写,效果不错,大家心里有了底。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写出征求意见稿后,请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提出修改意见。我记得当时请了滕文生、王沪宁、郑科扬、桂世镛、刘华秋、刘云山、白克明、邵华泽、陈福今、金冲及、张竹梧、龚育之、李君如等同志。石仲泉参加了书稿的修改。2001年1月孙英主任到任后,参加了书稿的最后审定工作。大家争分夺秒,日夜兼程,终于在6月30日召开的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向党的80周年献上了特精本《中国共产党简史》。

这件事已经过去9年了。至今记忆犹新的有三点:一是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不仅提出了编写这本书的创意,而且在繁忙的工作中,还认真审阅了16万字的书稿,这对我们是极大的教育和鞭策。二是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资政育人,根据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适时、有针对性地推出不同版本的高水平党史教材,是落实这一任务的重要载体,是我室工作的重中之重。三是努力做到出好书与出人才同步。当年参加简史编写的中年骨干,如今都走上了我室各部门的领导岗位,挑起了业务工作的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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