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丰：深刻理解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协同推进的历史规律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经历了数次重大历史关头，如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与这些社会革命相互伴随、相互促进的，是党进行的一次次重要的自我革命。在“两个伟大革命”协同推进过程中，社会革命越是经历重大历史关头，自我革命就越显得艰难但却更加重要，进一步来说，伟大社会革命酝酿发生的关键时期，往往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攻坚时期。如遵义会议，就是在社会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刀刃向内，坚决批评和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关乎党、关乎红军、关乎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断攻坚克难，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
早在中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在党的一大纲领中确定了“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正是党领导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不懈奋斗，完成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以来，党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过程中，党始终加强自我革命，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完善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在应对风险挑战中锻炼提升自己。
王舒曦：加快促进创新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
当下，第六次科技革命率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爆发，我国要想在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过程中实现赶超跨越，就需要加快促进创新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大科技人才队伍规模的国家。但大而不优、多而不精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每千人劳动力中专职科研人员的占比远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第二，“诺奖”级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顶尖创新人才、冷门稀缺人才比较缺乏。我国科技事业要想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到全面提升，必须拥有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科技人才队伍。因此，应围绕创新链完善人才链，突破人才瓶颈。
一是加强战略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战略科技人才是解决国家关键领域中科技创新难题的主力军。要增强战略科技人才的问题意识，将个人的科研问题意识与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目标同向聚合。二是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基础研究人才是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强大动力的助推器。培养“甘愿奉献”的基础研究人才。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旦基础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将对整个产业链，乃至整个国家产生积极影响。制定灵活的评价机制，探索分阶段考核办法，给予基础研究人才较大的宽容度。
陈波：城市转型中的人口治理现代化
人口是城市化的核心要素，人口治理是在城市化中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快速城市化的历程，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跨越，并朝着“城市中国”的方向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空间格局持续优化，城市建设质量不断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与之相对照，人口治理制度也伴随整个城市化进程而不断演进。究其本质，人口治理与城市转型愈益匹配，是实现人口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机制，有利于克服城市集聚性引发的追求规模红利与提供公共服务之间的张力，实现中国人口治理从依人而治到为民而治的转型，从而构成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贾康：如何解决用工成本上升过大问题？
招工难、用工成本不断上升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苦练内功以技术创新积极迎合市场需求，努力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及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改变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优化在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方面的支持。比如最低工资保障问题，一些国家并不对此作强制性要求，而是由市场进行调节。我们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在现实生活中有导向上的必要性，但如一味提高标准，使一些地方的用工成本上升过大，便可能带来产能加快迁移、或逼迫企业以更多设备投入替代人工的现象，反而会造成低端产业劳动者就业机会和本土产业机会流失的后果。所以，国家政策在设计和落地时，需注意制定与市场优化兼容、对接的机制。
王培刚：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既是一项长期系统的社会工程，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石，要求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进行顶层设计，推动跨部门协作，多领域专家协同参与，强调动员全社会参与。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必须切实树立“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念，采取有效措施，使“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这一理念得到全方位的贯彻。一是各部门要率先坚持健康优先的发展理念，自觉进行健康规划前置、健康政策统筹、健康信息共享，协调推进健康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二是构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工作网络，确定卫生健康主体地位的多部门协同机制，重点研究解决损害公众健康的生物安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饮用水安全、传染病防治等问题。三是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主题教育活动，努力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组织实施健康学校、健康医院、健康机关、健康社区的评比评估工作，逐步形成“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长效机制。
艾琳：用法律保障高龄者的劳动权
长期来看，我国仍将面临劳动力总量短缺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局面。为了应对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变化，缓解劳动力供给下降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缓解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必须着力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协调性、系统性。
首先，明确高龄者的劳动者法律地位。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旨在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目前该法已经过4次修订，保障内容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各省(区、市)相继出台实施办法。但从目前来看，相关规定有的还比较笼统，有的与其他法律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其次，禁止就业年龄歧视。消除就业年龄歧视、促进高龄者就业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时代要求，是释放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的必然选择，更是构建“老有所为”社会的应有之义。我国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劳动者年龄歧视，但关于工资待遇、用工环境、合同保护等相关具体权益的实现等内容，还没有专门的立法保护，对禁止就业年龄歧视形态的具体规定相比于其他禁止歧视形态仍有不足，存在相关政策法律效力层级较低，缺乏全国层次立法，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较低等问题。
陈剑梅：减少慈善组织机会主义行为
机会主义行为指的是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不考虑他人利益的行为，反映了机会主义自私心理或者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当慈善组织不关注捐赠者或者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时，就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例如，慈善组织将善款用于组织成员的个人利益，或者与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相悖，抑或将善款挪作他用等。机会主义还与欺骗行为密切相关，如隐藏、披露不完整或扭曲有关受助人的信息，有意识地误导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给捐赠者带来负面情绪体验，抑制了其信任生成，显著影响了其对慈善部门的信任。因此，必须实行政府监管、慈善组织内部治理、慈善行业监察和社会监督，充分将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公民权利相结合，发挥政府监管、行业监察和社会监督无缝衔接的特点，营造慈善组织机会主义行为无空可钻、无处可遁的环境，最大限度减少捐赠者因风险认知产生的负面情绪影响其信任生成。
潘涌：表达力：释放思想的巨大潜能
思想是需要被表达出来的。表达力能够展现思想，不仅能够展现普通的思想，而且能够展现超越平凡、流传深远、影响广泛的新思想。思想与表达，两者互相依存、表里生辉、辩证统一。一定的思想内涵与相应的表达形式之间，达成了和谐相称的积极效应，就会形成表达力与思想力辩证统一的正能量。一般而言，高尚、深刻和卓越的思想力，往往存在于完美鲜活、严谨缜密的表达力之中。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真正产生震撼力效应的外显的表达力，不是表达形式的分外亮丽或者表达内容的特殊伟美，而一定是崭新的思想内涵与完美的表达形式两者之间的统一——这才是表达力的最高境界。因此，真正的表达力，将会释放出新思想的巨大潜力及其广泛的感召力。
谭飞：内地娱乐选秀是产物还是产业
偶像练习生或是选秀节目，究竟是产物，还是产业？如果只是“产物”，那无论遭受多少外界的嘲笑和轻视都无关紧要，因为这只是资本游戏追逐流量的结果。如果是“产业”，那就说明我们对娱乐业缺乏严格、甚至严苛的规划以及规范。
虽然有人经常拿内地娱乐业的所谓“繁荣”和“蓬勃”来说事，什么买热搜也不是大事情之类，但结果能说明一切，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向观众展示一个连歌都唱不好，跳舞动作都不协调的练习生？为什么海外艺人与内地艺人的薪资差距那么大？为什么人家低调地唱歌跳舞演戏，我们却那么高调地花钱买票买热搜？
说到底，如果大家关起门来搞“游戏”，心里都明白，崩是肯定会崩的，什么时候崩呢？只要不跟外界比较就不会。所以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这是“产物”还是“产业”？
现在无论是拿哪个别国成功的偶像明星或者体育联赛来做比较，声泪俱下地批判内地娱乐圈或其他行业的状况，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从出发点来说，不能是别人在自强自立，我们在自娱自乐。
瞿林东：《新唐书》怎样评价唐代史学
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刘昫等撰成《旧唐书》200卷；105年后，即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宋祁等撰成《新唐书》。这是两部优秀的唐史著作，二者不可偏废。但通观二书，在表述和评价唐代史学方面，表面上看来似无太大差异，但仔细推敲则可发现，《新唐书》对唐代史学颇有微辞，而且有的论点是带有全局性的评价。《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的评价多有失实乃至错误之处，以其与《旧唐书》相关叙事及评价相比较，前者对后者的删改，十分明显地表明，《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持贬损乃至否定的倾向。
《新唐书》著者首先指出所述学人与史家，在气概与学识上并无什么差别，只是由于各自的际遇不同，所以有的人才干和仕途都很光辉，而有的人虽才学俱佳却仕途不畅，再说这些人的职责与“趋时”毫无关系，其人生遭际不顺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些评语中，包含着理解、赞美和同情。以此与《新唐书》的评价相比，在唐代史学的是非得失上明显地存在很大差异。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新唐书》在评价刘知幾时，为什么要把韩愈撰《顺宗实录》一事牵扯进来作为陪衬？这不论是在作史方法还是在文字表述上，都不合乎逻辑。看来著者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唐代史学之弊。尽管在有关史家的传文中还保留着《旧唐书》提供的基本史实，但在评论上却往往与《旧唐书》相悖。借用被曲解了的史事，并把它描绘成为常态而达到贬低以至否定唐代史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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