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重点推荐】亟需化解平台经济的六对矛盾

  陈永伟:亟需化解平台经济的六对矛盾

  第一对矛盾是“大”与“小”。平台规模之“大”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更大的平台能更好地实现市场的整合;另一方面,“大”也有“大”的危险。比如不正当竞争、算法歧视等。因此,既要允许平台企业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做大做强,也要对平台以大欺小、破坏竞争的行为高度重视。

  第二对矛盾是“公”与“私”。大部分的平台企业都是私有的,但是从所从事的业务看,平台企业却担负着一些公共的职能。如何将公私利益结合,鼓励它们更好地用手中的力量服务公众,就成了一个必须应对的问题。

  第三对矛盾是“虚”与“实”。多数平台企业都致力于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平台企业投机取巧,通过补贴等手段短期做大规模、催大估值。

  第四对矛盾是“快”与“稳”。相比传统条件,平台经济更能完成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也更容易产生创新。创新的结果是多样的,一方面,它可以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让企业成长更快、经济发展更快;另一方面,创新本身也可能带来很多问题,在相应的监管体系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这可能会造成风险。因此,在发展平台经济的同时,必须权衡“快”与“稳”,把发展的速度和经济的稳定性更好地统一起来。

  第五对矛盾是“富”与“均”。一方面,平台模式产生的巨大创新能力会给平台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富;而另一方面,平台的发展也可能会对一些传统行业产生冲击,让这些行业的从业者陷入困境。这时,如何在财富总量的增进和财富分配的合理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第六对矛盾是“放”与“收”。如果放任平台经济自由发展,那么很多相关的矛盾将不断累计,最终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反噬;但如果收得过紧,就可能限制平台经济的发展。因此,要保证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就要做到“放”“收”结合。

  原文链接:化解六对矛盾,平台经济才能更健康

  

  王伟域:如何运用大数据赋能政府治理

  “大数据”是数据、技术和思维的高度融合,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兴事物。由于数据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要深度挖掘其内在价值,不仅要依靠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更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善于运用数据的创新思维。目前,政府治理大数据与传统政府所掌握的管理数据相比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区别,更加注重全面性而非局部性;更加注重相关性而非因果性;更加注重多维性而非单一性。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机关应及时转变治理理念,特别是要注重以数据为支撑,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用数据发现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揭示政府治理运行规律、预测政府治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

  原文链接:如何运用大数据赋能政府治理

  

  金维加:用系统思维和改革办法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发挥医保的基础性、杠杆性作用,增强医保、医疗、医药联动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保障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医药服务。在支付方式方面,持续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创新基层医疗机构适宜日间病房(床)收治疾病按病种付费,引导医疗机构规范服务,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在带量采购方面,扩大国家组织的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范围,确保国家集采中选结果落地惠民。常态化组织省级集中带量采购扩品、扩围,推进长三角区域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有序开展市级集中带量采购。在医疗价格方面,按照“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改革路径,探索实施“填空式”调价法,完善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制定程序,支持“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推动新技术临床应用。

  原文链接:用系统思维和改革办法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李伯重:全球史研究:把世界视为相互联系的区域

  全球史是近年来国际学坛上的一个热点。按照刘新成先生的总结,全球史的五大基本立场中,第一,摒弃以往世界史研究中那种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思维模式,基本叙事单位应该是相互具有依存关系的若干社会所形成的网络;第二,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只体现在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三大过程(即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之中;第三,在上述三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密切的交流。从这些立场出发,我觉得中外关系史研究可以考虑以下做法。

  第一,淡化以往那种以现代民族国家为背景的“中”“外”之分,把中国历史上各中央王朝有效治理下的区域作为“中”,而其外的各区域作为“外”,把“中”和“外”都作为一些大小不等的区域。

  第二,这些交往是多方面、多性质和多参与者的,其结果也是多重的,不应只是简单地关注某个方面、某种性质和与某个参与者之间一对一的交往,而且对这些交往正负两方面的情况都应当同样重视。此外,中国与相关邦国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影响也并非都是正面的,其负面影响不仅存在,而且有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第三,这些交往形成的网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原文链接:全球史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

  

  郭启民:把技能提升作为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手段

  就业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职业技能提升。新发展阶段稳定和扩大就业,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重点在于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增强就业人员技能,提高农民工和其他各类再就业人员转岗就业能力,特别是通过支持各地开展公共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增加技能培训的公共性、公开性和公益性,为更多群众提供普惠性服务;加强支持力度、加强部门协调、健全技能人才评价激励机制、营造加快职业提升的良好氛围,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建立多元投入机制、优化管理服务水平、开展更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统筹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提高职业技能培训针对性实效性,提升劳动者素质,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充分发挥企业作用,广泛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和转岗培训,为广大劳动者提供更高技能的个性化服务。

  原文链接:新发展阶段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基本路径

  

  刘笑敢:现代科学新发现证实了孟子性善论

  现代学界有关孟子人性论的解释蕴含两种入径:第一种入径可称之为“直接、素朴式解读”,以汉学家葛瑞汉、哲学家孟旦以及历史学家华霭仁为代表;第二种入径可称之为“迂回、注入式重释”,以牟宗三和安乐哲为代表,他们分别借用康德理论、杜威观点以及过程哲学对孟子人性论说进行重新诠释。讨论孟子人性论,亦不应忽视现代科学的新发现。保罗·布鲁姆运用实验心理学,断定婴儿的反应确实带有成人道德判断的某些标志性特征,从而证实了“人天然具有道德感”的假设,而这与孟子的人性观是完全吻合的。孟子和现代心理学家都从各自的角度揭示了人性中存在善的基因。进一步探究和反思接纳这些理论的原因和理由应该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有助于我们树立起对待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正确态度,而这反过来又将长期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

  原文链接:取向、入径与科学启示:孟子人性论研究的再思考

  

  张有奎、林雅玲: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独特贡献

  唯物史观反对思想观念统治现实生活世界的神话学,乃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创立、捍卫、深化和传播方面有独特贡献,是当之无愧的“第二小提琴手”。这种贡献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独立地走近唯物史观,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并与马克思共同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他在论战中捍卫、在捍卫中深化唯物史观,深入阐发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反对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误解;三是他在唯物史观方面的理论遗产深刻影响了苏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影响了第二国际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原文链接:唯物史观:恩格斯的独特贡献与历史效应

  

  杨正权:理论传播要能言善言

  话语体系承载着特定的思想价值观念,于理论传播而言,既是载体,也是内容。当代中国呼唤能够体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要求理论传播遵循宣传规律,聚焦话语表达,不仅要研究“看法”,更要研究“说法”,钻研叙述方式,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物、言之有趣,持续提升理论传播的引领力、影响力、渗透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广大受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言之有理提升理论传播引领力。理论传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把透彻的理论讲透彻。不论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都要秉持科学、理性的态度,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全面准确把握其中的核心要义,既要讲深,更要讲准。

  言之有情提升理论传播影响力。理论传播想要直通群众的内心,就得先从传播者的内心出发。发乎于心、动之以情,方能情真意切。如果无“心”无“情”,就难以产生情感的涟漪、烙下思想的印记、激发前行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理论传播者脚下沾有多少泥土,胸中怀有多少真情,广大受众就有多少共鸣。

  言之有物提升理论传播渗透力。内容永远是根本。现实生活和现实的人,才是理论传播最丰富的矿藏、最鲜活的素材。党的理论和各项政策必须与实际问题相联系,才能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言之有趣提升理论传播吸引力。理论之美,既表现在内容的理性之美、真理之美,也表现在表达的感性之美。

  把枯燥的理论讲生动,就要有立体思维,善于在横向上塑造画面感,能够在纵向上彰显时代感。所谓画面感,就是变抽象为具体,化无形为有形。

  原文链接:理论传播要能言善言

  

  陈野:中国方志的深层功能

  方志除已成共识的“存史、资治、教化”功能之外,其沉潜于历史深处的“建构地方文化传统”功能也十分重要。此一功能可从形塑和维系两个范畴来认识,通过地方性、全面性、官方性和连续性特征得以实现,其内在动力则来源于方志与古代农耕文明形态的一致性、方志的基本特征,士绅学者结合的方志修纂共同体,国家意志、地方政府和宗族需求缠结博弈的利益网络。对方志这一深层功能的揭示阐释,既是方志学研究的深化,也是对地方文化传统建构路径和实际场景的务实解剖和具象呈现。

  原文链接:建构文化传统:中国方志的深层功能

  

  何伟:挖掘培养基层理论传播人才

  进一步完善理论宣讲人才库,从各地各部门推荐的党政领导、基层干部、社科专家、百姓名嘴、宣讲志愿者中遴选人员与理论宣讲团成员一并纳入宣讲人才库。选拔“特色苗”,培养村组干部、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等群众身边的“民间高手”,组成“宣讲轻骑兵”和“田间地头宣讲队”,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集中式、小型化、分众式、一对一等方式宣讲群众热切关注的问题,在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互动中把政策讲实讲透。充分发挥“民间高手”作用,建立风格多样的基层理论宣讲队伍,网上网下有效互动、群里群外相互交流,形成群众教育群众的巨大效应。

  原文链接:挖掘培养基层理论传播人才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