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军、赵若玺：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突出强调人与自然应是和谐统一的整体，二者应当和谐共生、协同共进。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界。同时，人类的实践活动也给自然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而使得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概念科学、系统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首先，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
其次，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传统发展方式，树立新发展理念，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稳固支撑。
第三，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国际化的生态治理合作，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必须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规划和实践经验与全球生态治理进行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价值观的有效落实。
原文链接：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价值观
张雯：马克思社会进步理论的双重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人并非某种理性或意识上的“抽象的人”，而是存在于经验现场的“现实的人”。这是因为，相比于理性或意识，人更为根本的内容其实是物质层面的需求，它决定了人首先需要通过生产物质来解决生存问题，即人的活动首先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展开，此活动即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在这一维度下，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某种脱离人的神秘过程，它在根本上就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总和在时间上的积累和展开。正是基于对“实践”的这种界定，马克思开始主动告别启蒙哲学家的“意识”传统，寻求对历史新的理解。
以“物质的生活关系”理解历史，既是马克思对启蒙历史哲学的拨正，也是其社会进步理论的根本逻辑。然而，马克思的逻辑运思并不止于此，如果说呈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物质生产实践为社会进步提供了一种“动力源”，那么这一动力还需要在历史的维度下对自身作出更进一步的说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正是这一表述为我们理解社会进步提供了一条整体的线索，它构成了马克思社会进步理论的另一重逻辑。
傅卫：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当前，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高品质健康需求持续增长，健康已经成为幸福生活的重要标志。健康的体魄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前提。“十四五”时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要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生命期健康服务。
以加快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为首要任务，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以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深度下沉为核心，夯实健康服务基础。以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和重大疾病防治为重点，补齐全方位全生命期健康服务短板。以创新要素和制度建设为关键，激发内生动力与活力。
陈云松：网民低龄化五大特征
如今，网络的匿名性和便捷性使得网络信息对低龄群体影响极大，为未成年人带来丰富的教育资源，在开阔视野的同时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思想道德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将低龄网民定义为18周岁以下的网民，对18周岁以下不同学龄段的网民具体分析，归纳出当前网民低龄化的五大特征。
低龄网民比例不断升高，手机成为主要终端。低龄网民特别是10岁以下网民比例正在不断升高。随着网络接入方式的变革，手机成为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设备。
网络应用以休闲娱乐为主，学习应用逐渐凸显。
低龄网络文化不断成型，形成“代内文化反授”。在低龄网络文化逐渐成型的过程中，以代内反向传播为特征的“文化反授”现象应运而生。“代内文化反授”是指“文化的传授者比学习者年轻，但不具有亲子式的代际年龄差异”。
低龄网民对网络的依赖不断加深，互联网渗透力持续增强。
低龄网民主动学习探索，网络技能不断加强。
目前来看，网民低龄化趋势不可避免，“堵不如疏，疏不如导”，应积极引导，让网络成为低龄人群成长的有利助力。
商志晓：思想何以喻为“花”
这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看外在直观形象。花是美丽精彩、赏心悦目的，思想如花，同样是美丽精彩、赏心悦目的。与花之美好、秀丽拟同，思想杰出而优异。二看内在活力动能。花是鲜活的孕育，是律动的成长，思想如花，同样是鲜活的孕育，是律动的成长。与花之生机盎然、精气充盈应和，思想亦显蓬勃朝气、丰沛活力。由此可见，“花”喻思想，在于花之鲜翠娇艳、恬静清香，在于花之优雅自如、馥郁芬芳，在于花乃舞动的精灵，在于花是灿烂的生命。
思想与花的联结，既可予以外在对照，更应注重内在契合。思想喻“花”之所以可行，还在于二者具有诸多共性特征。我们循其相仿之处深化检视，可见思想与花的类似生长轨迹，察视二者生成逻辑上的牵连。此中的共性契合与逻辑牵连，足可助显“花”喻思想之缘。概而言之，大致有三。
一为扎根深厚的“土壤”。二为依托健全的“机体”。三为集聚“精华”而绽放。凭借“土壤”“机体”的筑底支撑，仰赖“精华”的摄取与酿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得以生发，“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由以呈现。是“土壤”“机体”与“精华”一线相牵，在思想与花之间构建起了通达的桥梁。
思想被比喻为“花”，称颂的是思想的精彩与神韵，凸显的是思想的灵性与魅力。进一步看，与其说思想是集聚“精华”而绽放，毋宁讲思想本身就是“精华”。
王建莉：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实现文化认同，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就是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纽带，会极大增强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流，加深各民族之间情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践表明，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够更便利地接触世界、了解世界，更好更快地融入现代社会。
中华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都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载体。通用语言文字负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命脉。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迫切而必要。
王敏：构建高质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体系
精准施策，满足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坚持从娃娃抓起，培养幼儿学习使用普通话的习惯，为接受义务教育打好语言基础。着力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让小学生普遍学会、能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中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使初中毕业学生能够较好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中毕业学生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提高大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综合素养。开展国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实施“职业技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质量和水平。抓住师资水平这个关键，大力加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培训，提高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核心素养和教学水平。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学校德育、智育、美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有机融合。
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体制机制。坚持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基本用语用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宣传力度。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制度、规范标准的宣传普及，着力加强对农村和边远地区、民族地区的宣传，提高全社会语言文字法治意识和规范意识。
汪介之：外国文学批评经典的当代意义
韦勒克指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研究，“文学批评”则主要是对具体文学艺术作品的研究。毋庸赘言，文学批评不限于作家作品研究，它还关注所有具体的文学现象。因此，韦勒克才认为不应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分离。根据韦勒克的观点，不难区分出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卢卡契等主要是理论家（虽然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学批评），而萨缪尔·约翰逊、圣伯夫、别林斯基、勃兰兑斯、奥尔巴赫等则是批评家。关于批评的目的，韦勒克写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二者均致力于说明一篇作品、一个对象、一个时期或一国文学的个性。”
历代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在他们的批评论著中经常使用的基本概念、专门术语、习惯提法和表述方式，已逐渐构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话语体系，并显示出长久的学术生命力。这些批评经典的语言，大多是一种准确、流畅而优美的文学语言，这就使得它们本身往往就可以作为文学文本来阅读。
在各国文学批评经典中，更可以读到大量关于具体作家作品评论的精彩文字，如莱辛的《汉堡剧评》（1769）针对汉堡民族剧院的52场演剧撰写的104篇评论，圣伯夫对从拉伯雷、蒙田、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到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等法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作家作品的一一阐释，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对狄更斯、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等作家作品的评价，等等。
高培勇：“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于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战略部署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要建立在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两个积极性特别是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以科学规范的现代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前提。根据新修订的预算法关于“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原则，同时针对现行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十四五”规划纲要作出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等部署。
聂书江：互联网下，教师的角色发生转变
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角色定位比较固定，教学主要的路径体现为“书本—课堂—学生—作业”的流程。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打破了这种模式。一方面，全国几乎所有网民都利用手机上网，传统模式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下学生获取知识的习惯；另一方面，教育公平的需求难以被满足，比如偏远乡村和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优质教学资源匮乏问题。所以， 在互联网的加持下，教师的角色逐渐发生转变：一是从学习资源的提供者变成了资源的整合者；二是从课堂的管理者变成了课堂的组织者；三是从知识的传播者变为知识的启发者、学习的引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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