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数治”化

　　朱维涛：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数治”化

　　“数治”，就是依数而治、循数而治，即凭借有效的收集、分析和处理数据来治理国家以及实施相对应的数据治理。“数治”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数据治理，它是一种思想理念，如同法治、德治一样，“数治”也是一种治国方略和社会调控方式。数治之“数”，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数据，而是指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因为数码化而记录、积累成为可供计算机快速提取、分析的大数据，以及由此形成的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集成及迭代。

　　依托“数治”重塑治理方式。确立“数治”作为新时代治理方式，大力倡导依数而治、循数而治，紧紧抓住数字革命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贯彻数字中国战略，充分发挥中国在新时代的“数据优势”，驱动治理方式的根本变革，提升治理效能，尽快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原文链接：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数治”化

　　生产力是文明的基础和动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文明。但是，没有自然界提供的劳动要素，生产力便会成为“无米之炊”。劳动加上自然界，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先进生产力不仅是在持续的自然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经济生产力永续发展的生产力，而且是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和方向发展的生产力。只有以此为经济基础，才能保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永续性。

　　原文链接：夯实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基础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实现乡村振兴势在必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才振兴，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在新征程上发挥其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和“领头雁”作用，对于带动农民群众更坚实走好致富路、走上乡村振兴康庄大道有重要意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进一步打造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新模式，营造良好培育环境，创新培育手段，构建起农村实用人才教育体系，为乡村振兴奠定良好人才基础。

　　原文链接：大力培养乡村实用人才

　　第一，依法认定零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一般可以根据双方的约定来确定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而对于双方约定不明的，可以根据事实劳动关系中的劳动报酬来认定，如果是固定薪酬的认定为劳动关系，如果是计件薪酬的视为劳务关系。

　　第二，完善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可以根据两种方案进一步完善现行劳动法。第一种方案，考虑进一步扩大非全日制用工的范围，将零工劳动纳入其中，并将非全日制用工的保护制度具体化。第二种方案则是改革扩大既有劳动关系的范围，将零工劳动这种新型用工关系与非全日制用工并列。

　　第三，建立适应零工经济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保险法中明确零工劳动者必须参保，可以给予相应比例的社保补贴，同时，放开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提高劳动者参保的便捷性和积极性。

　　原文链接：零工经济发展，劳动法如何应对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不少近代史研究者接受书写“劳动人民历史”的理念，并实际投入历史调查，获取普通民众史料。中国近代史领域社会历史调查的兴盛，不能仅仅归因于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并非史学“政治化”的产物，主要在于唯物史观中的核心——“人民史观”在近代史领域的深切体现。通过历史调查，近代以来下层民众反抗斗争的史料被大量挖掘出来，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书写的重要史料依托。唯物史观给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书写“劳动人民的历史”成为激动人心的口号，赢得了大多数近代史研究者的衷心服膺。20世纪5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之所以形成重视近代民众反抗斗争、重视社会历史调查的基本面貌，也源于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虽然如今近代史研究理论方法趋于多元发展，但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

　　原文链接：眼光向下：书写“劳动人民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