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以网络传播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刘兰兰：以网络传播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随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完善和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网络传播逐渐成为乡村文化建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构建了新的乡村文化生态，推动了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网络传播相比其他传播方式而言，不受时空影响，传播平台更加便捷，话语表达更加生动，是向农民传播政策主张、引导思想舆论、倾听百姓声音、反映社会问题、答疑解惑、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是否能被广大农民群众接受、支持，以及在施行过程中能否有效落地。以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为代表的网络自媒体传播，改变了以往电视、报纸、公告栏和村干部宣传等主导方式，海量相关信息全天候全媒体播放，破解了农村地区信息不畅、沟通不便的“信息孤岛”效应，实现了信息无限量供应和精准化推送，消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文化隔阂。与此同时，网络平台赋予农民更多话语权和技术、流量支持，帮助农民涵养智慧，提升媒体表达和流量变现能力。

　　原文链接：发挥网络传播优势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需要协同推进, 乡村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道路。一方面，必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另一方面，必须加快农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推进乡村生态振兴，提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乡村振兴，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历史欠账多，乡村生态振兴底子薄，乡村全面小康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原文链接：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

　　“社会心理分析”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埃里希·弗洛姆剖析西方社会重要思想利器。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心理问题主要是由“力比多”的生命本能压抑造成，也由个体的家庭影响和成长经验铸就。而弗洛姆则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生物性”的需要固然要得到满足，但人不是受制于生物性之下“单调的影子”。因此，“社会心理”塑造、影响着个体心理，个体心理是社会心理的缩影。而且，弗洛姆认为“社会心理”的形成受“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影响，处于这二者之间，发挥着“粘合剂”或“烈性炸药”的中介作用。由此可见，健康稳定的“社会心理”对社会的和谐安定和个体的幸福满足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原文链接：“社会心理分析”思想对建构社会群体健康心理的启示

　　11年前，民主党知名政治人物希拉里.克林顿，以国务卿身份大力推进“互联网自由”战略，谋求将脸谱、推特、优兔等社交媒体当做美国外交的工具，在全球推进民主。作为这种实践的典范，从北非开始，以“茉莉花革命”之名，美国煽动的互联网自由，确实曾经在中东北非诸国掀起了一股所谓民主的旋风。但是，2021年末美国政府召开“民主峰会”，曾经的互联网自由推进民主革命的模范优等生，却并没有出现在与会者名单上，这不仅是呈现美国互联网自由战略挫败的典型，也是凸显美国民主霸权实践解体的典型案例。毋容置疑，站在人类发展的宏观维度，民主，是一种值得各方去追求和争取的共同价值；民主不存在所谓可以广泛移植和全面复制的通用模式，更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机制；民主是一种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而不应成为服从和服务于某个或者少数国家外交战略具体需求的策略工具。

　　原文链接：从互联网自由战略的失败看美国民主霸权的解体

　　国际话语权的核心是国家意识形态，体现的是国家的价值理念。因此，要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稳操胜券，掌握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综合国力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牢固根基。话语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以综合国力为支撑，又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依托，国际传播力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可靠保障。从实际情况看，尽管我国在国际舆论格局中的弱势局面已有所改观，但我们在传播理念、传播技巧、传播能力方面依然存在不足。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中国倡导的对外开放，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对于增强国际话语权来说，重点则在走出去。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消除信息流进和流出的逆差、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的迫切需要。

　　原文链接：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