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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数字社会建设的理论创新

  包蕾萍:数字社会建设的理论创新

  深度现代化阶段,数字化转型首先是对生产方式的改造和革新。数字技术使得组织结构向扁平化趋势发展,社会运行可以通过“一网通办”“数字孪生城市”“数字地球模型”进行组织和管理,劳动者参与经济社会的方式发生变化,个体思维和认知模式更新换代,最新热词“元宇宙”强调随着信息技术的渐近发展,人类完全可以再塑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并有完整社会与经济系统的多维虚拟数码世界。但正如学界所担忧的,“元宇宙”的无限扩张,会不会彻底导致现有的政府和组织体系失灵,旧世界被遗忘,在技术寡头把持下重构一个虚拟的乌托邦“世界”。数字社会建设的提出,则是对这种担忧的一种解答。数字化转型必须坚持社会属性,数字社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总体利益、满足民生领域的共同需求,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数字技术并非单一的力量,线上社会必须和线下社会融合共通,遵守现有的社会规则和管理方式,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在服务民生的过程中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原文链接:数字社会建设:挑战、机遇与理论创新

 

  王璐:引导资本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投资领域方面,“有效”投资,即注重质量和效益,要注重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结合部分发力。投资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市场运行规律,契合人民实际需求。当前,我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依然巨大。在减污、降碳、新能源、新技术、新产业集群等领域加大投入。养老、教育、医疗等社会民生领域也还有不少短板,扩大有效投资,既能弥补历史欠账,扩大短期需求,也能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在投资保障方面,要强化要素保障,尤其是要有效解决资金供给问题。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有效。组合运用减税降费、调整国债投向等政策措施,支持有效投资需求。支持金融机构增加对有效投资的信贷供给。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力度,促进直接融资比例不断增加。

  原文链接:引导资本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唐晓旺:培育消费新模式的逻辑理路与实施路径

  未来新的消费模式创新主要应包含三个维度:一是新内容。包括耐用消费品消费,如汽车、计算机等耐用消费品等,还包括服务消费、信息消费、文化消费、智慧消费等;二是新渠道。包括线上、线下以及二者的融合。推动线上企业下线,打造实体经济新载体。互联网上资源流动快,对于打造用户粘性往往是不利的,同时网上交易,本身体验性不足,也是线上商业的固有弊端。因此,鼓励线上电商向线下走,打造实体店,也是开拓消费的重要手段;三是新方式。包括远程、非接触式、拼团式、虚拟式等。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彻底打破了原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模式,实现卖家和买家两分离。在此背景下,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模式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可以是远程消费、非接触式消费,也可以是拼团式消费、虚拟式消费。卖家和买家两分离所导致的消费模式创新,对生产和消费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原文链接:培育消费新模式的逻辑理路与实施路径

    

  方聪龙、宁满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显著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中国特色和比较优势,应充分发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比较优势。继续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命力。

  坚持党的领导,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保证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实践充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创造了两个奇迹,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也保持长期稳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面向“两个大局”,我们要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丰富和发展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内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快构建复合型公共治理模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国际力量对比在此消彼长中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显。中华文化是一种善于取长补短,具有非常强的包容性的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是中国有坚定的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原文链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显著优势

 

  薛晓源:全球化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

  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雷曼兄弟引爆的美国次贷危机,再到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全球化所引发的风险、危险与危机暴露无遗。有些发达国家在充分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基础上,却在叫嚣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2021年2月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全球化不会扭转,每一天它都在得到强化,他把新冠疫情称为“数字化大流行病”,因为它深深卷入了一个数字化的世界。

  一言蔽之,数字全球化通过区块链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快速融合和贯通,它重新编码建构了层次繁多、结构明晰的复杂多维的结构化的世界,实现万物互联互通互惠,通过信息、结构和通讯的光速化,实现经济文化的互融互合、共融共享的新业态,开创人类通往全球化大同世界的和合之道。

  原文链接:全球化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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