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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坚持人民至上的三重理论逻辑

  刘英、陈继平:坚持人民至上的三重理论逻辑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百年党史中第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决议,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将“坚持人民至上”置于重要位置,突显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和立场原则。

  “坚持人民至上”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坚持人民至上”执政理念是共铸百年辉煌的宝贵经验和坚实基础。科学凝聚了最广泛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共识;有效实现了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同向同行;坚定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人民至上”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归宿,也是价值基点。坚持人民立场关乎人心向背、国政稳定,不但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也决定着党的命运。无论是从执政历史进程来看,还是从现实政治要求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长期执政党,在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之问时,更加坚定只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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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瑞:中国国家发展规划的成功及其启示

  中国自1953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规划以来,到2021年已经先后编制和实施了十四个五年计划/规划。连续编制和实施国家中期发展规划,且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以上,这种国家发展现象,世间罕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周期性的规划管理使一个世界经济弱国在短短的70年中发展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人均GDP从80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10000美元以上,实现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长期稳定,堪称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奇迹之一。

  从国家计划/规划管理成效来看,中国堪称规划大国和世界规划集大成者。在改革开放之前,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在改革开放之后一度试行指导性计划管理,最终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规划管理。两种体制下的计划/规划管理思路、管理内容、管理作用、编制程序和实施机制都是不同的。实事求是说,中国的计划/规划管理经历了一个曲折演变、日臻完善的过程。中国有规划的市场经济体制表明,对于一个寻求不断发展的后发经济国家而言,国家发展计划/规划是能够取得成功的;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这种国家发展规划也是可行和有效的。按照规划本身的固有逻辑观察,可以把中国这种特殊经验进行适当抽象,上升为那些世界上正在寻求发展的国家实施成功的发展规划的基本条件:一个长期稳定而不是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一套协调而不是各自为政的行政系统,一个尊重而不是排斥市场作用的经济系统,一个团结而不是四分五裂的社会系统,一个清晰务实而不是好高骛远的国家发展战略。满足了这些基本条件,国家发展规划就具有了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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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义桅:人的全球化呼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此前称,新冠肺炎疫情将是“全球化游戏规则改变者”。其实,在疫情影响下,不只是全球化的规则正在改变,全球化的内容也正在改变。

  全球化正在进入人的全球化阶段。人们所熟知的资本的全球化,即资本驱动的全球化,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人的全球化,是所有人的全球化,追求的是人的身体建康、生命安全与全面发展。资本的全球化是有边界、关税等一系列概念的,是世界上部分人群所关注的;而人的全球化则表现为地球村的概念,是全世界所有人都需要关注的。对于有效防控疫情工作来说,应对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或者较为薄弱的环节,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战胜病毒的进度。如同木桶装水,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了木桶盛水量的多少。而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协调,塑造全人类共同价值。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是对人类价值体系的一次全面检验。在此次疫情给我们的诸多启示中,认识到人的全球化正在形成,尤为重要。人的全球化逻辑是--我健康,你才健康,你安全,我才安全;世界安全,中国才安全,中国安全,世界更安全;国际合作不是选择而是必然。总之,人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呼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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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辉耀: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化

  这场百年疫情或将永久改变全球化秩序。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关系到人类存亡的真正威胁并非源于单个国家的崛起,而是全球性的挑战。后疫情时代的新型全球化,必将向着更加包容平等、互利共赢、合作团结方向发展,在开放融通与互信合作中共同应对人类面临全球性挑战,打造韧性全球化。

  当前,全球化已跨入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基础设施、数据安全、技术发展及商业模式等的新变化,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时代困境,究其根本在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存在一定脱节和矛盾,从而导致既有治理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也限制了既有机制改革完善及新型全球治理机制创新创建。而目前全球治理机制之所以屡屡失灵,领导力缺失是主要短板。时代呼唤多边主义,而成功的多边主义实践大国发挥领导力是关键。中国是近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后疫情时代在推动打造更加包容的韧性全球化上,日益崛起的中国有责任承担起与自身经济体量相符合的国际责任,反哺全球化。

  随着全球东西差距与南北差距缩小,我们需要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相对应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代表性要有所提高,中美等大国及欧盟等区域性一体化组织也当更多展现领导力、国际人道主义及包容性,承担相应改革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的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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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宁:全球化的再度兴起及中国的领军作用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也开始乘着全球化的东风在海外传播。但这种传播相对说来依然有些滞后,并且不断地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打压。实际上,中国的人文学界早已认识到了全球化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且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者都可以就全球化这个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将自己所涉猎的学科领域纳入全球化的语境下来考察和审视。

  虽然全球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其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推向整个世界,在一开始确实含有某种帝国霸权的成分。但不少西方学者也都已经意识到,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始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话,那么文化上的全球化则依循另一条路线:其中的一个源头就始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因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完全有着历的依据和当下发展的需要。此外,文化上的全球化也并非单向度的,而应该是一种双向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文化也应在海外得到传播,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会出现一些变异。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中国的人文学者都致力于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人文学术理论,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却忽视了将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思想推介到世界并予以传播。这一历史的教训足资我们吸取,在新一波全球化兴起的时刻,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大力推进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进程。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全球化在中国的成功登陆不仅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进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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