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向基层放权赋能该怎么放

　　吴晶晶：向基层放权赋能该怎么放

　　多年来，条块分割、责大权小、考核泛滥、碎片化管理等体制机制问题，始终是困扰基层治理的瓶颈。随着我国对基层属地管理要求的不断加强，乡镇（街道）承接了大量上级交办的繁重任务，在社会治理中责任和担子越来越重。向基层放权赋能，把行政审批、综合执法、考核考评等权力“应放尽放”，是深化基层治理改革的关键。

　　基层要想真正“接得住”上级部门下放的权力，就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力量。

　　科学放权、精准赋能。一是要科学规范定责。二是要制定权责清单。三是要加强基层在行政执行力、为民服务力、事务协商力、应急处置力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为基层“接得住”权力创造充分的条件。

　　系统放权、整体赋能。一是要改变自上而下的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推行部门单位“联合办公”“集中办公”等制度，促进由“单打独斗”走向“系统联动”。二是以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整体性、可及性为基准，把上级部门涉及民生福祉、由基层实施效果更好的重要事权下沉到基层，使基层能够自主决定具体服务事项和服务内容。三是优化考核方法。四是把上级部门的部分派驻人员下沉到基层办公，由乡镇（街道）统一管理和考核，在基层形成综合治理的系统合力。

　　转型放权、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归根到底是要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推动基层治理方式和手段的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技术向基层放权赋能，是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有效办法。

　　原文链接：向基层放权赋能放什么，怎么放？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前提在于建立城乡融合长效发展机制。从微观层面是农村集体经济、返乡创业、城市下乡资本、乡村建设项目同农户之间的长效联农、带农、惠农利益分享机制的建立、完善、监督和执行；从中观层面是提升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大力推进网络、物流、交通、数字信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宏观层面是国家统筹东西部、城乡间、工农业资源要素，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不断健全和完善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和制度体系，通过干部配置、组织推动、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协作帮扶、机制体制创新等方面向农村持续倾斜。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键在于了解农民的核心需求。有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的核心需求在于对土地权益、富裕生活、便捷交通、基层民主、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现代农技等方面。这就要求乡村振兴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需加大对乡村地区软硬件环境建设投入，维持政策稳定和各级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持续投入。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根本在于培育高素质农民。农民是乡村的主人，要真正激活基层自治力量，让农民在乡村产业布局、招商引资、项目实施、收益分配、效益评价等各个环节都能够充分行使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不断提升其对乡村振兴工作的认同感、责任感和满意度，需要充分挖掘和激发留守村庄的传统农民、具有经营意识的高素质农民、具有乡村文化积淀的“乡贤”等不同农村居民群体的价值。只有过硬的人才品质才能保障乡村产业的发展品质，才能使得村民有效自治的组织体系富有生机，才能让农民持续承担重塑中国富有“人情味”“乡土情”的乡土文化重任。

　　原文链接:全面认识并高效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党中央及时作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作为近年刚刚兴起的新兴经济形态，共享经济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加快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资源的共享与充分利用，有望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共享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依托网络技术、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方式，资源拥有方将使用权在更宽领域、更大范围内让渡给他人和机构，共享资源、获取回报、实现共赢。发展共享经济体现新发展理念，符合共同富裕要求。作为脱贫攻坚的延续和发展，乡村振兴的根本奋斗目标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并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显然，共享经济与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共享经济模式可以将农村的富余资源与城市需求之间进行最大化、最优化的重新匹配，将不确定性和流动性转化为稳定的连接。

　　乡村山美水美空气清新，有着绿色优质的农产品、广袤的田野山林、质朴的乡村文化，是城市居民追求的诗和远方。这些乡村优质资源大多深藏在大山深处，经济效益未能有效发挥。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流转更加高效便捷，发展共享经济能够将这些优质资源、闲置资源推向城市，实现与城市共享；农村群众通过土地流转、房屋租赁等方式，盘活农村闲置的土地、房屋资源，建成共享农田、共享农庄等发展旅游体验和健康养生等服务业；当地群众除了有土地分红外，还增加了就近就业的机会，拓宽了增收渠道，催生经济效益。

　　原文链接：共享经济：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解决养老问题已迫在眉睫。由于城乡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养老机构的不足，传统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模式已不能完全满足我国的养老需要。因此，寻求以社区为依托的新型“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成为一种补充，在我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较好发展前景。同时，也是社会有温度的直接体现，不仅实现了劳动成果的延期收益，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老有所养是许多家庭关切的“家事”，也是“国之大事”。“时间银行”，顾名思义就是储蓄时间、提取时间的银行。在这个特殊的银行里，时间是唯一被认可的“货币”：志愿者或者低龄健康老人通过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的方式来储蓄时间，可以简单概括为“时间换时间、服务换服务，低龄存时间、高龄换服务”，是一种将互助养老和志愿服务深度融合的新型互助养老方式。

　　依托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进一步完善街道社区层面的服务信息登记管理系统，建立更为完善的“时间银行”管理系统平台，将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信息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平台实现申请和获得服务、记录服务过程、服务时长计算与存储、收集服务评价、服务时长兑换等管理功能，探索“时间银行”与社保卡信息的联动管理。同时，深入总结现有部分城市在市级层面推行的经验，鼓励地方因地制宜，依托民政、老龄委等部门推进有关信息的互联互通，实现市一级的通存通兑。在条件成熟时，逐步提高层级，最终建立全国层面的“时间银行”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全国各地“时间银行”的通存通兑。

　　原文链接：时间银行：让互助养老在“邂逅”中更有温度

　　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兴起于20世纪晚期。开始是关注在实证的科学心理学之外的，以及在本土的文化传统之中的，常识心理学和哲学心理学等“非实证的”或“非科学的”心理学。后来则演变为在不同文化圈中对西方主流心理学进行本土化的改造。目前则跃进为立足于不同文化资源的心理学原始性创新发展。很显然，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是对中国心理学西方化的历史性反思，也是中国心理学在更大范围内去寻求和寻找自身学科和学术发展资源的过程。关于心理学的本土走向，就要涉及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定位、本土资源、本土理论、本土方法和本土技术。心理学的本土化实际上就是心理学的创造性新生和进步的过程。

　　心理学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历史演变、历史传统和历史延续。所谓心理学的本土化，也是在为心理学确定其历史的传统。这种历史的传统规定了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发展道路、发展形态、发展方向、发展可能。所谓历史的心理学，并不是指过去的心理学、被超越的心理学、被扬弃的心理学，而是指心理学的历史根源、历史传统、历史进步、历史道路。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心理学应该有自己的历史资源。本土心理学应该成为自身未来发展的历史资源。

　　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国本土的心理学，也是当前中国心理学研究者追求的目标。挖掘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心理学资源，确立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思想框架，已成为许多中国心理学研究者的自觉行动。当然，不同的研究者着眼点不同，关注的内容不同，思考的方向也就不同。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心性学基础之上的心性心理学探索和新心性心理学建构，是中国本土心理学进行原始性创新努力的方向。中国本土心理学只有实现自身创造性的学科建设和创新性的学术发展，才能真正成为保持学术独立、具有科学担当、体现思想引领和参与生活导向的学科。

　　原文链接: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发展与原始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