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人民的健康能否得到保障是国家富强的标志和衡量尺度

　　【第340期】周晓东：人民的健康能否得到保障是国家富强的标志和衡量尺度

　　从国家层面来说，标志着国家富强的价值。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国家富强不仅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还包括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主要表征为人的主体素质现代化，其中，人的身体素质现代化强调人口健康的程度。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在他建构的“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中把医生的服务人数、婴儿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与健康相关的若干要素作为衡量人的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基本标准。按照这一理论逻辑，人的健康状况是人的现代化的前提和内涵，人民的健康能否得到保障是国家富强的标志和衡量尺度。

　　从社会层面来说，凸显社会保障的价值。人民健康是社会保障水平进步和提升的重要表征。首先，凸显日常医疗的“防护网”保障。注重健康管理、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加强日常医疗保障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基础和前提。爱国卫生运动、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医疗救治等是关乎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举措，能够为人民健康提供日常“防护网”，是需要常抓不懈的卫生实践。其次，凸显防范风险的“隔离墙”保障。防范风险是人民健康领域防患于未然、“上工治未病”、掌握战胜疾病主动权的重要举措。再次，凸显人才队伍的“蓄水池”保障。科学技术是战胜疾病、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武器，而卫生健康领域人才队伍的建设则是人民健康的“蓄水池”保障。

　　从个人层面来说，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社会本质的和谐发展，也包括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而在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中，身体与心理的成熟、健康又是基本的方面，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前提。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里，健康还被视为一项“几乎超越了其他任何单一的权利”，因为它的获得与增进涉及到与生命权、劳动权、受教育权、参与权等综合保障与实际享有相关的多项具体权利。也就是说，保障人民健康对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具有基础性价值。

　　原文链接：保障人民健康的价值旨趣

　　网络“炫富”是在网上展示财富和享受奢侈生活的一种行为。社交媒体为每个人提供了分享生活、便捷社交的技术平台。然而一些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展现自己买奢侈品、住豪宅、开豪车的优越生活，把拥有财富作为实现个人价值，成为“成功人士”的唯一标识并进行炫耀鼓吹。一些社交媒体账号大肆炮制所谓“精致生活”“理想生活”的文章、专辑，一边“炫富”吸引大量粉丝，一边捆绑直播带货，通过收割注意力的方式获取利润。为了扩大影响力，网络“炫富”的视频内容极尽奢靡和虚荣的画面，充斥对食物、衣物和各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行为，精心编织流量圈套，营造网络围观和舆论话题，引发一些网民对奢侈品的盲目购买，错误地引导公众将追求金钱和拥有财富作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网络“炫富”的本质是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在媒体中的投射。炫富行为传递一种崇尚物质、鼓吹消费、贪图享乐的思想，充斥着一蹴而就、不劳而获地获取金钱和社会地位的急功近利情绪，甚至出现靠着“拼单”炫富的“名媛事件”，通过制造“奢侈生活”来赢得“名媛身份”，是一种变态的社会身份认同和攀比心理。网络炫富的另一个恶劣影响是引发“仇富”的网络情绪，炫富引发的贫富差距感，加重了社会焦虑感和对立感。“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等背后，是失衡、积郁、不满，会带来网络思想空间的迷茫和网络精神家园的贫困。

　　反对网络“炫富”，必须警惕网民精神世界陷入“贫困”，摆脱金钱和物欲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囚禁，鼓励人民群众以平和心态面对物质财富，通过脚踏实地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奋斗获得财富，把实现个人价值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中。

　　原文链接：警惕网络“炫富”带来精神“贫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委员建议“取消中小学生各种艺术类等级考试”，引发社会广泛议论，一度登上热搜榜榜首，再度将“艺术考级”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看到在各类竞争性生源选拔中，艺术类考试等级证书被赋予了“加分”的功效，成为了招生考试“入圈”的优先考量、甚至竞争胜出的“宝器”。一些孩子长时间在机械的记忆、枯燥的“技巧”训练中，接触艺术，感知艺术，很多孩子因此而抵触艺术、远离艺术。由此造成的一个怪圈就是：证书越拿越多，证书等级越来越高，但是艺术欣赏力、理解力、创作力却跟不上，有些人因此而对艺术丧失了兴趣，甚至“闻艺色变”，完全背离了学习艺术的初衷。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艺术类等级考试是否合理，而在于各方面对艺术类等级证书进行了“权力滥用”，赋予了等级证书太多的“附加值”，甚至把它视作“通关文书”“终南捷径”，乃至必须具备的“入圈硬通货”，导致艺术类培训“走了样”、艺术类等级考试“变了形”、艺术类等级证书“贬了值”。

　　在国家大力实施“双减”政策、更加重视艺术教育背景下，更值得我们考虑的，不是该不该取消中小学生艺术类等级考试，而是如何规范艺术类培训市场，如何看待并适用艺术等级证书，采取切实举措消除等级证书在各类招生中的“溢价”功能，真正让艺术类考级回归到最初设置的初衷，让艺术等级证书回归到原本应有的位置。

　　原文链接：理性看待艺术类等级考试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投入增加，“人的行为”相对于“生产要素或资源”的重要性逐步提升，“服务经济”“零工经济”“无形经济”等新经济形式逐渐成为主要经济形式。2015年，服务业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首次超过50%，我国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这就给人的全面发展带来了全新课题。主要涉及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知识的专业化问题。随着技术的进步，出现了知识载体媒介化、虚拟化的迹象，许多专业知识并不必然以专家为载体。人作为知识的载体，逐渐演变为组织作为知识的载体。相应的，个人向组织让渡权利，逐渐演变为组织为个人赋能。

　　第二个问题是异质性要素对同质性要素的替代问题。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投入增加，规模化、批量化生产继续向更加基础性的产业发展，定制化、个性化生产成为经济的主流。要素中居于优势地位的资本，是同质性要素的典型代表，其收益水平也将逐渐与其背后的知识水平相一致。

　　第三个问题是收益及其分配的问题。随着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投入增加，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承担严格责任而非过失责任，更多严格责任的落实，带来了系统收益的极大增长。剩余利润的分配方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第四个问题是服务消费升级的问题。供给的多元化激发了消费的多样化，在多样化消费中，提供推动消费升级的服务，有效促进了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再生产。

　　原文链接：如何认识当前促进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特征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出《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将纪检监察学列为一级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画卷中增添了浓墨厚重的一笔。这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纪检监察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促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高校、党校（行政学院）和科研院所开始关注和重视纪检监察学科建设。依托政治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等优势学科资源，形成“纪检监察学”“廉政学”“监察法学”“国家监察制度学”等各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100余所高校设立纪检与监察学研究平台，并在法学学科设立纪检监察二级学科博士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高达100余项，共投入专兼师资1000余人，专项资金2000余万元。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主题的科研成果迭出、方兴未艾。这些都为纪检监察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从总体上看，纪检监察学科建设还远远滞后于纪检监察实践。特别是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殷切期望相比，与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恢宏史诗相比，与党为跳出历史周期率交出的优异答卷相比，我们在纪检监察学科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定位、研究取径和研究格局上，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阐释、概括、提炼的创新创造等方面，还存在较大距离。

　　纪检监察体制在党和国家权力结构中的监督地位以及承担的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专责，决定了纪检监察理论既不专属政治理论，也不专属法学理论，而是融政治、法治、社会、管理等多领域为一体的综合性创新理论。只有创立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公安学等平行的一级学科，构建体现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职能特点和实践规律的学科体系，才能适应“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的需要，为“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人才资源保障。因此，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建构与百年大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永葆青春活力相适应的纪检监察学科，可谓时不我待、势在必行。

　　原文链接：稳步推进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