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可用税收大数据服务经济社会运行研判

　　【第374期】田彬彬：可用税收大数据服务经济社会运行研判

　　现代经济社会的运行极为复杂，其社会管理同样需要匹配高度精细化的手段与工具，而税收大数据的存在无疑提供了有价值的决策参考体系。首先，税收大数据可以辅助税收以外的部门和系统优化决策体系，打通部门之间的信息障碍。以“银税互动”为例，基于税收大数据的信用评价体系弥补了传统金融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缺乏有效抵押物的情况下，为更好地实现信贷资源与企业的对接提供了良好范例，有助于解决小微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难问题。

　　其次，借助税收大数据可以缓解企业间的资源错配，打通企业间的信息障碍。例如，不同企业在同一周期内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存在差异，会同时出现部分企业员工过剩和部分企业员工紧缺的局面，而依托于税收大数据的“智税用工配对模型”，通过分析企业的存货周转率、销售利润率、个人所得税每月扣缴人数环比变化率以及人均产值等指标的变化，可以动态测算出企业当前及未来可能面临的用工缺口或盈余，并通过设置维度筛选指标与模糊查询指标展示潜在企业名单，打通用工紧张和用工盈余企业间的信息障碍，精准对接相关企业，盘活富余人力资源，实现员工的“共享”。

　　最后，基于税收大数据的测算可以改善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增强对于经济运行的判断。例如，在经济景气指数的编制方面，传统的景气指数受制于数据种类和方法的限制，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的真实状况，而基于税收大数据尤其是其中的发票数据，可以更灵敏地反映企业经营水平和产业链的整体通畅程度，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景气指数也就能具有更高的准确度。

　　原文链接：税收大数据服务国家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关于人本身和人类群体之间的学问，需要有较强的涉入感和沉浸式体验，对于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是拒斥的。纵观当下的文科教育，对于文科生文学素养提升的关注度不足。很多文科生的文字功底不强、文字表达不佳、人文精神缺失，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投入时间和精力不足、过于功利化的阅读且阅读量匮乏、思辨能力减弱、练笔机会较少等。还有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史哲基础不牢固”的问题，有方法而无思想、单纯“炫技”的问题严重，一些研究者的文献阅读量不够，机械化的技术化的文献“踩点”和“择要”能力很强，缺乏长时间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浸润，难以形成知识体系之间的有效汇通。有的仅知道自己所在领域的局部知识和信息，平时的学术信息接触习惯仅限于一两个领域，接触的同行也是小圈子的，很少做比较大开大合的沟通，这种“固守”无法通向“大格局”和“大视野”。人才培养路径的趋同化，致使一些青年研究者出现了共性问题，文科人才培养出现了多重危机，文科学术的根本道统问题也会随之深受影响。

　　此外，学术发展的内部环境对于人才培养也尤为重要。当前，很多大学内部文科专业之间存在着发展不平衡问题，一些跨学科之间不能很好地交流意识和融通观念，学科的“度量”不大，“气象”偏小，内耗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既无法借力相邻学科和相似学科资源，也无法协调好学科内部资源，更谈不上与跨门类学科之间的互动与互融，严重影响了青年文科研究者的成长。因此，“大文科”的理念实施，就是要破除这些由于利益固化和阵营硬化带来的弊端，让青年文科研究者把握好学科根本精神，认清学科本质属性。

　　原文链接：加强新时代青年文科研究人才队伍建设

　　作为一名从事法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当代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向何处去”，我认为可从如下四个维度展开：

　　问题维度。法律人类学研究应树立“中国问题”意识，努力发现“中国问题”，并尝试从学理层面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跨学科方案。

　　理论维度。法律人类学研究应注意中国本土概念与术语的提炼，努力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建构贡献基础理论。

　　历史维度。法律人类学研究应大力发掘中国传统法学与人类学知识谱系中的法律人类学资源，以为法律人类学的中国故事书写提供素材。

　　地理维度。法律人类学研究始终要面向世界，与国外学界保持良好的学术沟通与交流，善于从国外的最新研究中发现问题与获得启发，从而加快完善中国法律人类学的体系建构。

　　原文链接：当代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四个维度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解放是人实现自由个性发展的保障，劳动摆脱了私有制、资本的束缚，真正成为了人的需要，劳动也成为能够成就幸福生活的活动，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表征，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消解了一切奴役的、物化的外壳，是“联合起来的个人”通过“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从而也就允许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在劳动活动中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这也积极彰显出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得人可以通过享受自己通过劳动创造出的自由时间，发展自由个性，劳动解放后才能实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在这样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劳动将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原文链接：劳动改变生活品质

　　对器乐而言，人类在劳动实践中，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和发声器，起初是作为劳动工具和生活工具运用，后在劳动生活中逐步演化为乐器。如贾湖骨笛，起初便是远古猎人利用骨哨模拟鹿的鸣叫，吸引异性，伺机诱杀；再如弦乐器 “管篌”之类，乃系由捕捉鸟兽的弓逐渐演变而来。《吕氏春秋》记载相传为尧、舜时代的“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尚书·舜典》记载：“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分别是人们以土鼓、石磬为乐器，以祈福或酬神的记载。

　　此外，奉节石哨、贾湖古笛、钟磬“金石”、陶埙陶哨等等, 就是远古时期人类为祭祀时伴奏歌舞创造的早期乐器。春秋末期的《考工记》, 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庄子杂编·徐无鬼》, 记述了乐器声学理论为后人制作乐器提供了重要依据。

　　原文链接：古籍中的音乐与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