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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是建设统一开放的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保障

  【第377期】叶光亮: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是建设统一开放的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保障

  国内循环的畅通无阻,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和消费市场实现统一开放。而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以竞争政策中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法规,打破横亘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各类壁垒,减少市场准入的各类不必要限制,推动要素的市场化高效配置。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无阻,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统一开放是重要前提。为此,必须以竞争政策中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行政垄断规制工具,保障公平竞争原则在区域维度和时间维度的统一,保障经济政策的公平、透明、可预期;必须以不断完善的竞争政策推动实现制度型开放,深化在竞争规则领域的开放合作,这有助于推进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竞争政策等议题的谈判,实现国内国际竞争规则的高质量衔接。

  原文链接:高标准市场体系需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

  

  刘涛: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

  从国际经验看,大国经济一般都是以内需为主导的,特别是在迈向高收入阶段时,居民消费逐渐成为内需的主体。当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超过1万美元,更加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居民消费在内需中的占比相对较低。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举措,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强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

  要进一步扩大有效供给。大力发展既满足居民改善生活质量的需求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服务消费,取消文化、体育、教育、养老等领域的不合理准入壁垒,支持社会力量增加有效供给。引导各类企业和互联网平台提高商业模式创新的可持续性,营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生态,促进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相互转化和带动。大力发展商旅文体融合的新业态,发展免税零售。

  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消费环境。可考虑开展各类特色消费节庆活动,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建立产品和服务消费后评价体系,加大对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围绕老年人等特定群体的高频消费内容,在推广智能化服务的同时,保留和改进传统服务方式。

  要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进一步扩大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试点,健全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完善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注重完善对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障。

  原文链接: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

  

  杜传忠:推进开放性创新,借助全球创新资源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首先,进一步加强对外国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和重点实验室的引进,鼓励它们与我国企业、高校及研发机构结成创新联合体,进行合作研发。

  其次,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全球创新网络,围绕国际产业链关键环节与重要节点的关键共性技术进行研发。通过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创新,实现技术成果共享、知识溢出与创新能力提升。

  最后,加强国际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开放力度,鼓励国际科研合作交流,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通过建立国际创新合作平台,联合开展科学前沿问题和基础研究。当

  然,我国的开放性创新绝不是一味地追求开放,更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应着眼于借助全球创新资源,实现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在实施开放式创新过程中,既要避免因为过度开放而导致的核心创新能力缺失和“卡脖子”问题,又要防止因过度强调自主而丧失对全球创新网络、创新资源的利用。

  原文链接:如何持续提升国家创新能力

  

  于法稳:县域生态环境治理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纲要》提出,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也体现在精神层面,更体现在生态层面。实事求是来讲,当前生态环境依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与弱项。在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县域生态环境治理不仅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因此,县域生态环境治理应着力补齐城乡之间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将城乡生态环境治理放在平等的框架内统筹考虑。

  原文链接:把握县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时代价值

  

  黄裕生:为什么说华夏文化是一种本原文化

  说华夏文化是一种本原文化,因为它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完成了三个伟大的跃动。

  首先,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华夏文化就发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超越的“绝对者”存在,这个绝对他者在殷商被视为“上帝”或“帝”。从甲骨文可以知道,殷商已经有了一个“至上神”,它超越了所有的自然神。这体现为以宗教的方式达到对绝对的一种意识。今天用来翻译基督教“god”的“上帝”,人们常常以为是外来词,其实不是,它是土生土长的一个词,是耶稣从我们汉语里找到的一个词,以对应他们一神教里的绝对的创世者,而这个词就来自于殷商信仰体系里的“上帝”。根据卜辞与金文传达出来的信息表明,在商朝人的崇拜体系里,上帝已不再是自然神,而是超越于自然神的至高神。

  我们通常认为春秋诸子百家以后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宗教意识的弱化,这是近代学者的看法,但是今天来看,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回到先秦文献来说,像墨家这样讲理性的一家,它恰恰是以最严格论证的方式把“天”确立为至高至贵至智者。在墨翟看来,百工皆有所法,治天下与治国当然也需有所法。那么,法什么呢?父母、学者、君王皆不可法,因为这三者永远都是“仁者寡”,而不仁者众。那么,统治以谁为法呢?只能法天,一切正当性都来自“天”。墨家如此理性化的学派自觉地强调有至高的天,其他诸家更是如此。这意味着,在开端于殷商的至上神崇拜精神,并没有随周代思想觉醒而弱化。诸子百家不仅是“人文”的觉醒,它同时也是以对人本身的更深度的认识这种方式而自觉地确立“至高者”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弱化了宗教这个维度,而恰恰是自觉地强化绝对者的维度。

  另外两个突破都与孔子相关。他的仁学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他借此在等级森严的时代确立了超越等级的仁爱原则。“仁者爱人”是一条打破所有等级的普遍原则:无论一个人处在什么社会地位上,也无论一个人属于什么族群、什么国家,都应当爱他(她)。如何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被孔子视为每个人终身都应当遵循与践行的仁爱原则。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应当如此行。换个角度说,无论面对天子,还是面对庶人,都首先应当践行这一仁爱原则,而无关地位、身份、等级。

  《论语·学而第一》典范地表达出孔子的另一个突破,那就是对确立一种“独立学说”的自觉与坚定诉求:“为学”的宗旨与目的不是别的,就在于“明道而成就君子”。也就是说,认识普遍的“道理”,并在这种认识过程中改善、提高学习者自身,就是“为学”的目的本身,因此,“为学”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价值。孔子据此确立了独立的学术与教育事业。独立学说与教育事业在一个文化世界的自觉与确立意味着这个文化世界获得了两个深刻洞见:一个是认识到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有“普遍的真理”或“普遍的道理”,另一个是认识到,人可以且需要据此“真(道)理”加以改善。教育事业的确立意味着开启了人类的一个努力,那就是通过改善人本身来改善一切,由此展开了一种用非暴力的方式来改造世界与改善社会的努力。这种精神是极其伟大的。所以,本原文化世界不是简单地靠武力说话,当然不是说完全排除了武力。但是,孔子这里提出了比武力更高的东西,也可以说,孔子开启了驯服权力的事业,而且把它当作一种学术的使命、思想的使命。

  这些方面表明,华夏文化是非常典范的本原文化。

  那么,我们如何面对其他本原文化?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史就是追求普遍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本原文化才真正能够开辟出具有普遍性原则贯穿其中的世界史。世界史就是在普遍性的历程中使普遍性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本原文化的相遇意味着普遍性原则体系的碰撞与交汇,通过克服对方普遍性的不足相互改变对方,同时提高原则体系的普遍性版本。也就是说,本原文化的相遇会给人们带来一个契机,那就是进一步提高普遍性的水平。在历史上,本原文化的碰撞首先发生于两希文化的相遇。它们之间的碰撞带来新的普遍性,从而彻底改造了欧洲,甚至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改造了世界。因为它确立起来一系列的更具普遍性的原则。就思想资源而言,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博爱这些构成现代性社会之秩序基础的原则体系就来自两希文化的交汇与融合。

  今天,作为一个本原文化民族,我们不需要担心面对、学习西方文明就会失去自己。相反,对我们而言,这倒是一个机遇、一个契机:去触碰、消化、融合四大本原文化,开启新的、更具普遍性的文化世界。本原文化的相遇,既是一个走向更丰富、更全面的世界的事件,也是推动普遍性版本升级的事件。不同本原文化系统的相遇,重要的是创造出足以把所有本原文化系统的核心精神包容在自己之中的新文化世界。

  原文链接:世界本原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本原性及其普遍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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