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荐】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价值再认识

　　【第379期】李翔宇、王静、霍涌泉：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价值再认识

　　以“天下为公、家国情怀”的理想引领心理建设目标。孙中山非常重视人的心理对国家建设的巨大作用，他深刻地指出，“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建国必先建人，国之强大在于能够建立“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他将“为大家谋幸福”作为“中国富强的首要事务”。我国自古以来便有“大同社会”的高远理想，孙中山继承了这种家国合一情怀，提出“管理众人之事”，需要“人人本着互助之原则，尚道德、明公理，进而实现世界和平，而阴谋诡计等有害于和谐的心理都应剔除”。

　　以“中西融合、以我为主”的心理文化创新理路。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的理论出发点是中国传统心文化的“心为本”论，同时融合了西方近代科学关于物质与精神关系、进化论等新理念，为国人开阔了视野，展示了新的思路。孙中山毕生致力于“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曾深刻地指出，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他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以开放的品质学习西方文明，但不是全盘照搬和重复；通过比较与选择，发展新的中华文明，抛弃与新的生活格格不入的旧文化包袱。孙中山在取法西洋的同时看到了其弊病，认为欧美国家“贫富之悬隔，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它们社会存在的问题也非常之多，而对于民生问题、社会革命问题，中国则有可能解决得更好一些。

　　以“知难行易，行为先”作为心理建设突破口。“知为先，行为重”是我国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为了“唤起民众”，突显心理要素在革命与建设中的核心价值作用，孙中山创新性地提出了“知难行易”学说，既强调科学认知的艰难和重要性，又体现出独特的实际针对性。基于对当时现实社会难题的具体考察，孙中山认为心理建设的关键要素是“知难行易”。“彼时国人受认知及环境所限，往往目光短浅，不见国家大事，只见个人—家族—宗族的小事，因而身于国难中仍耽于享乐。”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危机之中所蕴含的机遇，强调“天下之事，莫不成于艰难困苦之后，但能打过此关，则前途必日顺利”，提出以“知难行易”代替“知易行难”作为心理建设的关键内容。这一“知难行易”主张对于当今心理建设问题仍具启发意义。

　　原文链接：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价值再认识

　　公卫人才队伍常被形容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就要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切实把握好“养兵”和“用兵”的关系，做好“短期留人、长期留才”的相关政策配套。从“短期留人”的角度讲，重点是如何吸引高校应届毕业生留在相关行业就业。从“长期留才”的角度说，要提高从业人员的薪酬待遇，要有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设置职后培养、职称晋升等的相关配套政策，提高从业人员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认同度。同时，也需要加强公共卫生行业宣传工作，让公众对疾控和公共卫生行业的工作特点与社会价值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总体来说，就是要切实提高公共卫生行业的人才吸引力，这样才能稳定人才队伍，从根源上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并为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奠定较好的需求基础。

　　原文链接：与行业需求协同培养更多公卫人才

　　误解一：主体间精神分析是自体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这一误解源于将主体间精神分析狭隘地等同于斯托罗洛（Robert Stolorow）等人的观点。然而，斯托罗洛等人并非主体间精神分析的全部。在他们之外，还可以看到许多重要的主体间分析师。其中一些研究者也受到了自体心理学的影响，但他们有着多样化的精神分析背景（如客体关系理论、人际精神分析和拉康学派），不能简单地等同为自体心理学阵营的人物。

　　误解二：主体间精神分析是一个精神分析学派。首先，关于主体间精神分析的术语并不统一。其次，在对主体间性的理解上，分析师们也存在着分歧。“主体间性”一词源于哲学领域（尤其受到现象学的影响），涉及人的认知、生存、伦理和实践维度，内容复杂而多样。最后，在对待单人心理学重点关注的内心维度上，主体间分析师也存在争议。一部分研究者赞同“析取”立场，认为主体间理论与传统理论并不兼容，于是在重视主体间维度时，忽视或抛弃内心维度；另一部分研究者支持“合取”立场，主张主体间理论与传统理论存在一定连续性，因而在关注主体间维度时，兼顾内心维度。

　　误解三：主体间精神分析和关系精神分析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从理论观点和临床实践来看，它们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例如，本杰明将自己看作使用主体间理论“范畴”的关系分析师。与之类似，奥格登、毕比、拉赫曼和福沙格（James Fosshage）等人既被视为关系精神分析师，又被看作主体间精神分析师。

　　误解四：主体间精神分析起源于美国。早在20世纪初，欧洲精神分析学界就在现象学运动的影响下，与主体间性发生了勾连，随后这种影响逐渐扩大。然而，由于文献翻译的滞后，直到21世纪，欧洲精神分析与主体间性的关联才逐渐为“英语世界”熟知。因此，认为主体间精神分析起源于美国是一种误解。

　　原文链接：澄清对主体间精神分析的误解

　　在现象学立场上，癔症的这种不满足的自我表现为它通过视觉性和听觉性的渗透，去占据公共空间的全部位置。换言之，在主体间的公共场域中，癔症总是试图不断逾越主体间的界限，侵占他者的空间。对它而言，这种侵占的全部意义便是为了获得他者的认可，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在主体间的场域中锚定住自身的存在位置。现象学家罗杰斯·乌瑞格（Rojas Urrego）强调相遇和在场的联系：二者共同存在，相互包含。对癔症来说，这种相遇正是一种展示的时机，是将自己的独特习惯、态度和风格呈现给世界，获得世界和他者的承认，并以此呈现出主体在场的绝佳机会。这样一来，主体性的建构就围绕着大他者的欲望进行，被大他者的话语所异化。而对于癔症来说，这种异化是更加彻底的，它始终致力于将大他者的欲望神圣化，并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特殊的客体，以能为大他者所欲望，并最终通过成为大他者的欲望对象来掌控大他者。

　　原文链接：不过时的癔症：一种现象学诠释

　　一方面，这项改革将为我国经济增长释放出巨大的动力。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其中相当一部分压力是由于体制机制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要素改革的突破，将释放出巨大的发展动力。例如，如果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起来，农村宅基地流转范围逐步扩大，将释放出不亚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效应推进。再例如，作为新生产要素之一的数字要素，其产权界定、交易、保护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果在这方面有重大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数字化转型。

　　另一方面，除了单个要素领域改革外，这次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更重要的是制度集成创新，属于综合改革。比如，进一步理顺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形成市场决定价格的有效机制；再比如，在要素领域进一步落实竞争政策，消除要素配置的某些扭曲。

　　原文链接：向要素市场化改革要动力